敢刹歪风的廖仁旺

——数百万“城归”再造新“三农”(之五)

半月谈记者 周楠

湖南省蓝山县位于湘粤两省交界地带，县内多丘陵和山地，属于典型的农业县。

初见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党支部书记廖仁旺，黝黑的脸庞，壮实的身材，跟其他村干部一样，穿着休闲、显旧、有点皱皱巴巴的普通西装。但不同的是，他说着一口相对标准的普通话，眼睛里精光闪亮，说话做事透着一股老成稳重。

廖仁旺1955年出生，高中文化，在同龄人里也算是一个学问人。不过，受条件所限，他并没有通过求学走出农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廖仁旺离开家乡，前往临近的郴州市，跟着亲戚朋友开始做小生意。后来看到家家户户养猪，他们又做起饲料销售生意。

“做了饲料生意后，干脆做了生猪贩运，就有机会去了广东，到了那傻眼了，感觉到了外国一样，跟老家差别太大了。”廖仁旺说起当时的场景，至今仍有新奇感。这种新奇感，也激励他把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县里首批富裕起来的农民。

2005年，村里反复联系他，镇里的干部也找他，原来是毛俊村发展出了问题，想让他回村任职。

毛俊村是毛俊镇集镇所在地，5000多人中，拥有唐、李、陈、吴等103姓，俗称“百家姓村”。由于涉及宗族矛盾、派系矛盾，这种村庄往往是治理难点。

毛俊村问题成堆：村里集体经济空壳化，碾米厂、发电厂等村办企业先后倒闭，村集体收入无来源、干部报酬无着落、公益事业靠摊派，村民怨声载道，人心涣散;村里治安接近失控，一度活跃多个帮派组织，他们欺行霸市、横行乡里，处处讲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说话就算数;毛俊村吸毒贩毒人员数量曾占到全县的三分之一，刑事治安案件占毛俊镇的70%。

回乡?不回乡?廖仁旺苦苦思索了很久。家里人劝他别去趟浑水，没有收入不说，还会得罪很多人，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

“但是后来村支部换届，除了自己没选自己之外，其他人全都投了我的赞成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接下这份重担。”

由于多年在外闯荡，廖仁旺见多识广，有决断力，懂法，也会用法。

“首先就是要刹住村里的歪风，风气不好，其他事就无从谈起。”在县委驻村工作队支持下，廖仁旺成立治安大队，协助公安机关依法处置不法分子;村干部实现包干负责制，上门做被处置者亲属的工作;邀请专家上门办班讲课，让习惯了用江湖规矩的村民知法、敬法、守法。

普法教育从最简单的ABC教起——“你把我打伤了，我能不能叫人打你?”“别人砸了我家东西，我可不可以去砸别人家东西?”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村民们听起来却津津有味。

一番集中治理后，毛俊村被侵占的集体资产陆续收回，帮派组织也全部解散。曾是帮派组织的一些人也变成致富能人。

其实，对于一个村庄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把经济搞好。“村里有了钱，可以做很多公共建设;个体经济搞得好，村民也不会游手好闲，为了鸡毛蒜皮争来争去了。”廖仁旺说，他利用自己这些年闯荡市场积累的经验，开始主抓村里经济发展。

廖仁旺用自己的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作为启动资金。他利用村庄处于毛俊镇市场所在地优势，建起临街商业铺面，此项增加集体收入80多万元，随后又新建客运站和自来水站，每年经营收入5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到2016年已超过400万元。村民增收路子也越来越宽，人均纯收入比2005年增加3倍多。

家底殷实后，村里全力打造民生工程。大小街道全部装上了路灯，修建了文体活动中心、休闲广场、办公楼、环村公路、百姓大桥、小河口大桥和俊水河两岸的风光带等基础设施，成立了篮球队、龙狮队、腰鼓队、文艺队，开展了很多文体娱乐活动，很多老人孩子都能参加。

“以前留守老人要么闲坐在家里，要么一起打牌，留守儿童缺乏管护，到处玩，容易出安全事故。现在设施齐全，有场所，有队伍，有资金，他们可以跳舞、看书、打篮球，很多留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廖仁旺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毛俊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回乡创业或就业，使留守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这5年来尤其多，前前后后有四五十人回来，家乡现在创业和就业机会多，又能照顾老人孩子，都愿意回来。”从2010年开始，廖仁旺特意从返乡就业的年轻人中寻找接班人，壮大村支两委班子，形成村务治理的良性循环。

2016年11月23日，在河南信阳新县县城涂光勇的工厂内，工人制作拼装蜂鸣器 李安/摄 

激发返乡创业的倍乘效应

——数百万“城归”再造新“三农”(之六)

半月谈记者

传统文明的根在乡村。但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不少农村经济萧条、问题频现，乡土文明遭受冲击。面对现状，不管是希望回到农村实现梦想，还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抑或是在父母跟前多尽点孝，对于经过城市洗礼的“城归”一族而言，其责任与使命都极为重要。而对于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土文明弘扬来说，“城归”也是最适合的种子，未来随着它的生长壮大，一定会产生倍乘效应。

改造传统农业，促进产业融合

“茶还是家乡的好喝，米是家乡的好吃，人是家乡的人亲。”陈世法看着眼前的万亩油茶树沿着丘陵起伏，一望无际，开心地说。他2008年返回家乡河南光山县创业，早期栽下的油茶树如今已进入盛果期，油茶花、油茶果缀满枝头。他通过流转荒山坡地3万余亩，带动当地1000多名农民就业。

韩荣宗是安徽铜陵市人，2003年他从部队转业，在商贸领域经营打拼，积累下一定资金。返回家乡后，他创办起安徽永兴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土地8000余亩进行农业开发，安置当地农民就业，使永兴岛从一个荒岛变为有机农业基地，为养殖、种植、旅游业一体化发展探索出一条路径。

安徽省农委发展计划处调研员汪建华认为，很多返乡创业人员都是从传统粮食、蔬菜、苗木花卉以及养猪、养鱼等产业干起，用生产的良种化、标准化、规模化，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

“返乡人员凭借资金、信息、技术优势，在种植养殖的基础上，扩展到农副产品深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等多种产业。”山西省农科院资源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建军告诉半月谈记者，这有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拓展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空间。

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城归”返乡创业80%的项目是产业融合的项目，既搞生产基地的生产，也搞产品的加工，还搞产品的营销，把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发展。同时，54%下乡返乡人员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或者营销产品。比如江苏睢宁县沙集镇，就以“淘宝村”出名，仅2016年1月到9月，镇里全网销售额就达66.5亿元。

大别山下，记者见到河南新县田铺大塆返乡村民韩光莹，他正忙着将自己的老宅子改造成旅游民宿，并取了一个文艺范儿的名字——“老家寒舍”。但寒舍不“寒”，韩光莹将两年多在韩国造船厂“打洋工”攒下的20多万元全部投到房屋改造上。走进小院，石碾、陶罐、鹅卵石……经过他匠心独运地摆放，营造出浓浓的田园闲适感觉。

他告诉记者，这两年美丽乡村建设热热闹闹，他对村里发展前景看好，所以选择回村创业。不仅韩光莹本人，他们兄弟三个，以及晚一辈的儿子儿媳们都一起回到村里。有的开茶馆，有的做农家乐。

“如果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凋敝、落后的记忆里，那是还没有走进返乡创业这个充满活力的群体。”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夏柱智说，“城归”们在其引领“归雁经济”时至少充当三个角色：产销对接的链接者、现代农业的拓荒者、产业转移的承接者。

生态理念、品质升级，促农业供给侧改革

传统农业注重产量，往往忽视对质量的关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对土地过度开发，而“城归”一族对绿色、生态的重视，以及由此带来更大收益，已经深深注入他们的发展理念。

在重庆市武隆区，“城归”陈明亿为了打造生态水稻，不施化肥，一年只产一季，亩产仅为350斤，但这种水稻的价格卖到16元一斤，亩产值6000元左右，是以前亩产值的3倍。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说，天然、生态的农产品产量一般高不了，但是这种产品却是市场稀缺，百姓欢迎，这也会逐步让农民改变观念，更加重视生态环保，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农业产业的结构性调整，高端农产品会越来越多。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目标，是让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经营者，推动新兴需求和供给能力在新的基础上对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农业“僵硬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日趋严重，对农业现代化产生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拓宽视野，尤其要重视在城市受过现代产业训练后重返农村的“城归”。

抚平留守伤痛，重振乡土文明

“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三农”问题专家刘奇表示，超过两亿农民工的大流动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也让几代人遭受亲人分离带来的痛苦。

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夫妻长期分居，婚外情和离婚现象非常严重，留守儿童被伤害事件频敲警钟。采访中，记者听到很多返乡者的心声——“回乡就是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能再长期分居了”、“尽孝不能晚，爹妈年纪大了”……

人的流向，是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表征。曾经一段时期农村逐渐失去活力，最直接原因是农村精英的长期净流出。“城归”到来，意味着乡村治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说，“城归”在带来产业、技术的同时，也带来城市先进的管理经验。尤其是一些“城归”成为村干部，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得以提升。

陈威宁自当选山西清徐县平泉村村委会主任以来，注重从文化入手，改善村风。以前，村里两派势力斗争严重，没人愿踏踏实实干活。陈威宁在村里大力倡导感恩、踏实、和谐、勤劳、诚信的村风，并且奖励考取大学的学生，取得显著成效。

对于乡土文明的守候，也是“城归”的心愿与期待。李高强是重庆奉节县回龙村人，10年前，他从城市回到深山老家，开始传承祖上传下来的手工造纸术，这是重庆现存唯一的手工造纸所在地。水车悠悠，竹纸飘香，回龙村在李高强的坚持下又恢复了昔日令人陶醉的乡土文化场景。

“‘城归’大都是乡村精英群体，他们返乡后会对弘扬乡土文明产生重要影响。”夏柱智认为，“城归”在未来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进入新一轮结构性变革。

“城归”之盼：去瓶颈、破梗阻、真扶持

——数百万“城归”再造新“三农”(之七)

半月谈记者

前不久，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对于返乡创业，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半月谈记者多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人才瓶颈、政策落实梗阻等问题仍是影响“城归”创业创新、扎根农村的主要因素。

三类角色群体难觅，人才瓶颈成拦路虎

2015年下半年，在湖北黄石市经开区太子镇出生长大的费高升，将自己在上海经营的工艺礼品店转租，回到家乡开办休闲农庄，发展生态农业。“正在返乡创业初期，感觉最大的难题是懂现代种植的职业农民太难找了。”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类似费高升的苦恼并非个例。杭州美丽乡村培训学院院长林荣斌表示，当前乡村建设、农业产业难发展，关键是人才稀缺，尤其缺农业企业家、乡村职业经理人、新型农村工人三类角色群体。

4年前，与爱人一起返回湖南蓝山县老家创业的“土鸡大王”袁学浩说，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有热情者多，有专业知识、有市场、有资源者少。很多人对相关行业、市场一无所知，回来承包一片地搞种植养殖，最后亏得一塌糊涂，造成资源浪费。

一些创业者坦言，返乡创业，尤其是农业领域，投资大、见效慢，特别需要当地及邻近村民支持配合，但现在能有效发动、引导村民，科学管理运营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太少，项目运营充满太多不确定性。

农民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也对“城归”创业形成阻碍。天津蓟州农村电商平台“乡村之家”负责人穆艳双说，农业银行曾希望在其平台上开设乡村游版块，用户通过农行卡预订支付农家院住宿，可享受优惠，但是平台不敢与银行合作。原因是不少农家院主若遇到有游客现场加价，便不顾线上预订就把房间租出去，“这样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信誉”。

频遭政策“玻璃门”，“城归”乡村难扎根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举措，然而不少受访的“城归”坦言，这些扶持政策难落实的“玻璃门”现象较为突出。

重庆璧山区“城归”吴书柱，一直在为团队17名成员在农村的住所发愁。“大伙在农村没住房，现在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户或集装箱里，条件非常差。”

相关政策提出，在符合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返乡下乡人员和当地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然而，一些基层干部反映，这项政策落实起来难度很大。

湖北襄阳市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归村民、所有权归村集体，户口不在村里的返乡下乡人员是无权获得宅基地承包权的。因此合作改建自住房，权属如何划定就是非常棘手的难题，“管得太死，政策难以发挥效果;放得太宽，容易出现城里人争相到村里建小产权房的情况，因此很难操作。”

融资抵押是引发“城归”困扰的又一焦点。一位返乡创业者说，当前在农村创业，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等前期工作，需要大量资金集中投入，而且周期长、见效慢。很多地区村民和村集体要求收到现金，不接受入股合作方式，创业者自有资金难以负担，对贷款融资非常渴求。

袁学浩说，国家的一些扶持政策到基层就变了样。比如，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一定要有产权证的房产等物品抵押，或者至少有两个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做担保，“但找公职人员担保难度很大，而农业设施和农房都没有产权，抵押不了，也就无法批到贷款。”

除银行贷款难申请外，争取财政项目资金也面临重重阻碍。湖北一位“城归”告诉记者，他家乡全村还有近300户贫困户。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发展大棚蔬菜与特色农产品种植，可帮助乡亲们脱贫，也是他回乡的主要原因。投入300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项目资金链吃紧，他找到村集体与乡镇政府，希望能通过产业扶贫方式，争取部分资金。结果却被拒绝，原因是扶贫资金只能用在异地搬迁、光伏发电、村庄美化中。他说：“前两项我都没意见，但大量扶贫资金花在农房墙面改造，而我们这些能够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的项目却无法申请，让人很恼火。”

防范资本借机圈地，破解“最后一公里”梗阻

土地作为农村的核心资源，是吸引与培育“城归”创业创新的重要基础。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鼓励与扶持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将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培育的重要力量，然而一些人借国家鼓励下乡创业之机，携资本低成本圈地、土地流转非粮化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不少受访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表示，鼓励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是一项系统、长远工程，结合当前“城归”群体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与阻碍，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从技能培训、精准扶持、防范风险等方面综合施策。

一些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建议，国家已长期实施的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等培训项目计划中，应结合各地区农民就业特点，从技能培训、就业理念辅导等方面加强。同时，在社保缴费、医疗保障等方面，可探索将城市务工人员社保标准向农村就业人员覆盖。

山西农业大学副教授王锦慧认为，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的推进，需要各地尽快对扶持鼓励政策进行细化，推动简政放权在基层的全面落地，减少政策“最后一公里”梗阻现象。同时，从创业主体的界定到创业政策的扶持，从对返乡创业的积极引导到对具体创业行为的有序规范，都需要对农村土地、农业金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法律法规适时调整。

“针对返乡下乡创业项目，应制定出台更加灵活的融资政策。”重庆万州区桐元村党支部书记、“城归”谢家宽建议，加快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进展，借鉴商业银行考核小微企业贷款指标做法，加强对涉农金融机构的考核，引导其加大对返乡创业扶持力度。

(参与采写记者：李劲峰 韩振 王菲菲 李鲲 杨玉华 周楠 刘巍巍 沈洋 甘泉)

(“本期焦点”策划、编辑：王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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