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到守望，“新乡贤”如何当

——发现“新乡贤”(之二)

半月谈调研小分队

面对剧烈变迁的农村社会，新乡贤承担着怎样的使命?所谓乡村社会精英，其嘉言懿行，言及何处，行在何方?半月谈记者近日深入各地乡村，了解新乡贤作为，倾听新乡贤故事。

乡村治理的参与者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寺头乡，有个“第二派出所”，“所长”是58岁的老中医董显辉。从1975年从事乡村医生至今，董显辉已有40多年的从医经验，曾做过寺头乡卫生院院长。退休后的董显辉可没闲着，除了回到卫生院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还热心帮助群众调解邻里纠纷。

在卫生院，董显辉有时遇到打架吵嘴的情形，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董显辉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先后平息和化解了多起因交通事故等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慢慢地，他的调解工作也从医院内做到了医院外，并有了一个寺头乡“第二派出所所长”的称号。

在这方圆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好像没有董显辉“摆不平”的事。对此，董显辉并没有觉得光荣，而是隐隐有些担心。“纠纷多了，说明民风不淳。”董显辉说，在以前的农村，尽管人们读书少，但很淳朴，道德水平也比较高。但现在，人们钱挣多了，但道德水平普遍下降了，讹人、敲诈是常有的事。

一直以治病为己任的董显辉觉得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提高村民们的思想认识。他用毛笔抄写《三字经》《道德经》《论语》等国学内容，写好后送给乡民们。学校老师也把他写的东西张贴在教室墙上，给孩子们看。

每逢过年过节，董显辉还写春联送人。他说：“外面卖的春联，内容都是祝人们发财致富的，我写的春联是教村民怎样做人做事的。”

这些举动虽然看似微小，但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村民的心。

在甘肃省永登县柳树乡教场村，不管是修路架桥这样的大事，还是邻里纠纷、婚丧嫁娶这样的小事，村民们都愿意找乡贤李发勇拿主意。

61岁的李发勇为人正直公道，家庭和睦，诚实守信，是村民公认的贤德长辈。村民孙永禄得了肝病，家里没钱住院，李发勇主动拿出5000元替孙家解了燃眉之急;村民李玉生因堆放农家肥与邻居发生矛盾，在李发勇的帮忙调和下，化干戈为玉帛。

李发勇为村民干了许多事，但他并不是村干部。最近一两年，他在村里日常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2015年6月，教场村评定“五星级”文明户，李发勇和村里其他9位德高望重的村民被邀请担任评委。全县的“五星文明户”包括科技致富星、诚信守法星、和谐友爱星、公益义务星、文明新风星，村民被选上后就有资格去信用社贷款。最终有10户村民因孝敬父母、诚实守信、致富有道而当选。

村支书李发奇告诉半月谈记者，自从该活动开展以来，多年来让他头疼的乡村风气明显扭转，人人都开始向“五星文明户”看齐。“2015年政府在路边栽的树，都有村民主动去浇水，街道上堆积的垃圾牛粪再也看不到了。”

长期研究乡贤制度的专家、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许顺富教授介绍，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古已有之，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劝导解纷。这一类主持申明教戒、劝导解纷的‘里老’，多由乡贤担任。”

在基层，利用新乡贤进行基层治理的方法正在逐渐推开。以贵州为例，2015年8月以来，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探索“村支两委+乡贤会”的新管理模式，各村陆续成立“乡贤会”，目前全县已成立80余个“乡贤会”，2016年全县374个行政村将实现全覆盖。截至2015年9月，全县34个乡贤组织已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573件，化解矛盾纠纷102起，捐助公益事业资金500万元。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表示，现代乡村治理要将党政部门的力量和乡贤文化有机结合。“如果只注意组织力量和制度力量，太刚性了一点;如果只注意乡贤文化力量，又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所以要刚柔相济。”

道德教化的活标本

在湖南省慈利县偏远的通津铺村，大大小小9块黑板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对村风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负责打理的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学校老师，而是耄耋老人刚国民。

走在漫山翠绿的通津铺村，谈起刚国民，可谓无人不晓，村民们都对其严教子孙、睦邻友亲、热心公益的好家风交口称赞。

87岁的刚老精神矍铄，腰不弯，背不驼，声音洪亮，思维清晰。他是县城关水电站职工，退休后和老伴回到农村生活，育有5个儿女，日子都过得很红火。

“好家风是无声的教诲，儿孙满堂，个个争气。”村支书黎昌平介绍，20多年，刚家和睦孝顺的家风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村里每一个家庭。

不仅是家风影响村风，更有刚老的亲身表率。村里超市前一块黑板报上，一首《麻将累人》打油诗诙谐易懂，告诫村民们不要沉迷赌博。而在其余几块黑板报上，还写着“百善孝为先”等主题。

黎昌平介绍，9块黑板报都是刚老自己掏钱建的，顺口溜、打油诗、小故事都有，通俗易懂，路过的村民有事没事都能看见。

在慈利县的另一个村庄——象鼻嘴村，退休工程师向亮华，同样是专注于革除精神荒芜、实现道德教化的新乡贤。

每天6点半，向亮华准时来到村图书馆，打开早已准备好的广播稿，伴着村舍的鸡鸣，全村的喇叭响起《弟子规》《千字文》等，山谷间回音袅袅，农人渐次早起出工，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学校。

61岁的向亮华4年前从央企退休，告老还乡。他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村庄转悠后发现，现在的农村，问个路，人家爱理不理;借支笔，满村跑;偶尔搞个文化下乡，无非放个电影，银幕下观众寥寥无几。

随后，在向亮华的组织发动下，借助张家界国学教育研究会的支持，象鼻嘴村举办了几十场孝道、德育、幸福老年等主题的传统文化课程，创办了颇具传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和文化养老院，组建起老年艺术团、腰鼓队、龙船队，连续几年举办村民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会。

第一次给村里的党员、组长讲授传统文化课时，向亮华首先深鞠一躬，村民们哄笑:“向老师，你又没犯错，给我们鞠什么躬?”

“只有低下头，人的谦卑之气才会上来。”向亮华用身体力行的礼仪感染身边的人，见到3岁的小朋友，照样弯腰鞠躬问好，一米八的高个儿头低得和小孩子脸蛋一般齐。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象鼻嘴村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学生碰到外人会粗口骂人，但现在都变得懂礼貌，以往没叫一声爸爸的儿媳妇叫爸爸了，总挑婆婆错的媳妇给婆婆认错了。

乡土文明的守望者

位于王屋山隘口、沁河谷河滩上的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上伏村，古时是南抵中原的必经之地，由此成为汇聚商贾、集散物资的重要商道古镇。频繁的人员往来，吸引了外地商贩在此驻扎经营，从而形成了几百座民居古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居古建逐渐破败。67岁的延如意原来是镇上的语文老师，2011年退休后回到村里，看到越来越多的古建筑日益破败，十分痛心，于是决定为家乡做点什么。

延如意家中整齐排列着三十几个厚厚的文件夹，是他近年来为上伏村的历史文化奔忙的成果。从每间房尚且清晰可辨的门匾楹联，到散落在村里已破败不堪的古碑石刻，再到几代村民口口相传的商贾史料，延如意搜集和整理的文字已逾20万字。

受延如意的感染，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2015年9月，延如意为他倡议组建的“上伏村导游队”进行了培训。土生土长的队长陈苏爱说，几乎人人都知道这里历史底蕴深厚，只是没人能像延如意一样不遗余力地挖掘和记录。

2015年12月，上伏村获得“中国景观村落”称号，延如意报送的10万余字材料功不可没。

以一己之身守望乡土，避免传统文化的花朵在时间的潮流中凋零，乡贤延如意所做的工作，与贵州修文县的一群老人很相似。在这个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讲学悟道的县里，一群德行高尚、学识丰富的老人，在桑榆之年退而不休，为守护传统文化默默奉献。

85岁的李祖炎老人以一支严谨客观的史笔，记录着家乡的变迁。李祖炎出身书香世家，有着扎实的文化涵养和写作功底，自1994年开始主持《修文县志》的编纂工作，30多年来寒来暑往，笔耕不辍。“编纂志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讲大概，更不能凭主观思想和个人恩怨去走笔。”

为求证一字一说法，他要去核实大量资料，有的还要实地考证。为了准确记载红军经过修文县境内的情况，他不顾年迈高龄，与采编人员同走当年红军长征路，最终通过细致走访得到了准确的历史资料。

读者评价李祖炎的文章：文风严谨，朴实简练，想加一个字不进，想减一字不通。此外，对于历史的客观还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让《修文县志》一问世就赢得了学界的认同，有学者赞誉他是“王学圣地铸新词”、“黔地志苑一奇葩”。

据称，李祖炎老人是目前贵州省唯一连任两轮的县志主编。“这项事业是冷板凳，许多年轻人都不愿做，但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在离开后能给后世留下些什么。”现在，他正在主持第二轮地方志编写，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乡修文县发生的巨变。

在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有一个农耕文化陈列馆，创始人是一位已经70多岁退休的中学教师刘映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在当地收集各种农具，大到生产用具，小到生活用品，还有在年节时举办民俗用的草把龙等。这些寻常的物件，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和见证，却在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飞速消失。这些都让热爱农耕文化的刘映升老人痛心。他决定着手打造一座农耕文化博物馆，把这些历史见证物品抢救出来，为农耕文化留下根脉。

为了陈列馆的这些物件，刘映升老人奔走了20多年，耗费了家中所有的积蓄，2006年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从2008年开始，为了挖掘、普及、弘扬巴渝农耕文化，他还原创乡土诗歌1000余首，对文物作了系统介绍，描述这些宝贝物件的工艺、外观和用途。

不仅如此，他历经10余年，亲手绘制了1949年前自己家乡的地图，包括那时蔡家岗的地形地貌和店铺位置。“只为子孙后代还能记得这些地方，记得住这些老镇。”

20多年间，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又遭到了多少人的误解和讥讽，用几句话难以概括。但他始终爽朗、乐观，满腔热情。他的动力就来自于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他说：“我这么做，旨在让子孙记住我们的根，守住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

新乡贤们对文化之根的守护，在当下更彰显出其价值和意义。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说，综观历史，中国封建王朝延续几千年，虽然朝代更迭、制度变迁、天灾人祸不断，但中华民族没有被各种灾难所毁灭，要归功于中华文化的韧性，也要归功于以乡贤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

(专题参与采写调研：袁汝婷、刘巍巍、李劲峰、向定杰、韩振、梁军、刘翔霄、王菲菲、马剑、冯源、张宪达)

让“新乡贤”的帽子敢戴、戴得住

——发现新乡贤(之三)

半月谈调研小分队

“新乡贤”既不好当，也不易觅

一些受到群众公认的乡贤们反映，现在乡贤融入乡村治理的社会氛围缺失，以及人口流动与价值观变化，使乡贤很难在农村产生影响力，乡贤的帽子难戴。

一位返乡的退休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不少村民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太重。乡贤除非能够争取资源，做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带领村民致富，否则很难有号召力。在村容治理、家庭冲突时，若有人带头来制止或劝阻，不仅不被接受，反而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山西省阳城县孔池村70岁的陈吉锁是当地公认的一名乡贤。他说，乡贤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老百姓中间自然形成并认可，不由固定人员构成，也不只是退休人员，只要愿意为老百姓办事，受到尊重，就是乡贤。但是乡贤不是完人，基层党组织一定要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多关心和爱护，让乡贤的帽子敢戴、戴得住。

长期研究乡贤制度的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许顺富说，传统乡贤文化中靠等级森严、尊卑有别来实现乡村自治，这是新乡贤需要摒弃的。然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官本位意识不淡反强，民本位意识被削弱，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新乡贤的作用难以发挥。

新乡贤不好当，而日益空心化的农村同样面临乡贤不易觅的困境。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表示，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等事业，都需要具备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自由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的新乡贤领头参与。“现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有能力、素质高的精英群体都已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或城镇，回流的很少，留下老小病残，能够成为新乡贤的潜在群体数量锐减。”

此外，新乡贤培育的基层土壤是否足够肥沃，制度基础是否稳固，也存在争议与担忧。有观点认为，新乡贤应当从乡村自治的再组织进程中自然产生，正如两宋时期的旧乡贤产生于科举时代乡村自治的进程之中，新乡贤体系的建立，也应以新时期的乡村再组织作为新的制度基础。如果只有新乡贤而没有乡村再组织，将意味着零散冒出的新乡贤个体，很难达到治理乡村的要求。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乡村自治再组织有两大方式，一是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变革中，随着土地集中过程产生士绅;二是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比如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的核心骨干、牵头大户等才具备发展成为乡贤的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表示，当前农村实际情况是，由于资本下乡的工商企业重心在于依靠专业管理队伍进行生产与经营，因此很难形成领导乡村再组织的士绅群体。而农村自发形成的种养专业户、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散小弱”问题，而且面临外来工商资本的挤压，新乡贤产生的经济土壤与社会组织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新乡贤”的帽子缘何难戴

陈吉锁说，新时期的乡贤既是基层政府的得力助手，政府来不及做或做不了的事情由他们来做，又是人民群众相信的贤人，群众有什么不便说或做的事情可以通过他们从中周旋协调，因此成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媒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乡镇政府与基层组织对于新乡贤的定位与作用认识不足，尤其是一些村级组织担心新乡贤会导致自身在基层话语权与号召力被削弱的心态较为明显。

一位带领村组修公路、修家祠的乡贤告诉半月谈记者：“村两委虽然认可我们在村庄里做出的成绩，但也担心乡贤‘另立山头’，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一些热心组织与参与集体事务的村民由此也逐渐心灰意冷。”

“无论乡贤是否存在，乡贤文化是否浓厚，所有农村地区都会存在少数几个有影响力、有组织力、有威信的人物。”一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表示，若能将他们有效组织，引导成为乡贤，这些精英村民就能成为基层组织治理乡村的重要帮手;若是对他们不闻不问，冷置一旁，则可能走向基层组织的对立面。

这位乡镇党委书记说，总结很多群体性事件，背后总有一两个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群众在起着组织推动作用。一些村级组织这方面认识不足，不愿有针对性地放权，为有号召能力的村民提供舞台，“致使很多可以成为新乡贤的村民被闲置”。

还有不少乡镇和村级组织，在思考建设新乡贤队伍时，常常抱着“基层不太可能给予乡贤群体相关补贴与报酬，积极性难以长期保障”思路，由此踌躇不前。通过成立专项协会为村里乡贤提供平台的湖北省孝感市袁湖村支书袁少敏认为，能够给予新乡贤补贴等物质保障固然好，但乡贤若成为政府补助对象，其在基层组织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中立性或将大打折扣，在一些关键时候反而成为不利因素。

袁少敏说，面对一些与村两委有对抗情绪的村民，新乡贤们大可以说“我没有拿谁的一分钱，单纯是就事说事”，这是他们劝导、批评村民的最大底气，“提高积极性可以更多地采取精神鼓励方式，比如通过表彰大会，村两委给予适当奖品等方式激励”。

为“新乡贤”提供成长的土壤

一些受访专家与业内人士认为，新乡贤体系培育建设绝非易事，需要从社会氛围、文化传承、政府支撑等方面长期系统稳步推进。当前，应着重从社会认同感、搭建平台、培育文化等三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增强社会认同感。许顺富说，新乡贤不是官方加封的名号，而应该基于民众心理的认同。他是以德行高尚，才能突出，办事公道正派，真心为民服务而赢得这一称号的;他是靠自己的名望和权威而不是靠手中的权力赢得乡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要搞好新乡贤文化建设，必须淡化“官”念，强化民本意识，政府应该更多地借助“贤人”来治理乡村，而不是以直接命令来插手乡村事务。

山西阳城县寺头乡乡长刘王锋表示，乡贤虽不同于普通群众，但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在全力服务乡里的同时，自身也需要得到安慰和关怀。尤其是在当前农村被一些不正之风侵蚀的情况下，乡贤所倡导的正能量和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可能会遭到一些不理解，甚至抵制，这就需要政府组织去为乡贤们“撑腰”。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培育新乡贤出来为家乡作贡献，首先就是要使其确立起一种认同感，让他感受到是在他的本乡本土，帮助别人是基于乡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动员乡贤，也应该为乡贤服务，这样双向的沟通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二是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一些专家建议，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外出的乡贤愿意返回家乡或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建设。如山西阳城县通过节日慰问、互通信息、拜访联谊等形式，赢得了外出乡贤对家乡的支持和反哺，实现了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乡村两级也积极拜访在外乡贤，零距离听取他们对家乡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乡贤的培育，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他们与村两委等基层组织的关系。一方面村两委需要对乡贤积极放权，搭建平台;另一方面也需要基层组织正确引导，避免传统乡贤文化中利用家族势力干预与影响基层自治。同时要把乡村社会治理引导、规范到法治的渠道，使乡村社会在法治的范畴中开展共治，更好地预防和规避共治、自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乱象。

三是多措并举培育新乡贤文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表示，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在形成新乡贤文化中的引领作用，实施新乡贤培育与成长工程。颂传“古贤”，挖掘整理、培育宣传传统先贤的思想、精神及其先进事迹;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

江苏昆山市委书记徐惠民认为，应注重完善机制，搭建新乡贤投身乡村建设的平台，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乡贤协会或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形式，鼓励和支持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搭建新乡贤引领乡风文明的平台，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调解员、乡贤宣讲员等形式，邀请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搭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实行乡贤挂职村官和乡镇长助理等制度，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

(专题参与采写调研：李劲峰、向定杰、韩振、梁军、刘翔霄、王菲菲、马剑、冯源、刘巍巍、袁汝婷、张宪达)(本期焦点策划、编辑：王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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