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责制如何真正发挥效力

我国的问责制要真正发挥实效，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制定严密的规定，强化内部监督。西方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民主体制，权力制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部监督比较有效。而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十分突出，外部监督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要使问责制发挥效力，必须制定严密的规定，依靠并落实内部监督。

明确政府责任。建议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加以明细化，制定统一政府责任的规定或制度，从而整合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统一政府责任制度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具体原则的规定，不单包括对政府责任从总体上的明示与失责的追惩，而且要对各级政府、政府部门之间以及部门首长与非首长领导之间的责任都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提高问责制度的刚性。对官员问责的范围、对象、方式，以及重新启用的时间、条件和程序等，必须做出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定。相对于以往的问责规定，《暂行规定》在这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对官员复出的时间期限和程序都作出了一定的限制。《暂行规定》第十条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但是，由于“下马”的官员在级别、担责大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到底如何细化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条件和时间，还需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和规定。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问责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并落实监督效果。当前必须给新闻媒体的监督以制度保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切实保障新闻媒体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功能。人民群众掌握监督权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个根本保证。要完善我国的问责制，必须大力推进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和财产申报，使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监督官员的行为，保证群众在官员问责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作者任建明、杜治洲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政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人民网）

问责官员复出与问责制的系统思考

近年来，一些曾被问责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纷纷复出，使得刚刚兴起的行政问责制遭到公众和理论界对其制度价值指向的质疑。这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如何看待行政问责制?如何看待被问责官员?他们的复出会对行政问责制产生何种影响?

如何看待公务员责任及问责体系

公务员承担的责任有层次之分。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公务员受国家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对社会事务、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其行为受《公务员法》的规范，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通常，公务员在从事公务过程中，对其行为的结果需担当刑事责任、纪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

我国公务员纪律责任体系建设相对完备。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纪律责任体系建设。早在1957年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就明确了8种行政处分。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将公务员的行政处分种类调整为6种，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务员法》继续保留了这一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专门对公务员违反纪律的行为作出了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定。国家监察部专事公务员违反《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的职能。我国已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完备的公务员违纪的责任追究体制机制。可见，公务员的纪律责任体系是基本健全的。

我国公务员尤其是政府领导人员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行政问责制的设立就是要弥补公务员追责体制中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的缺失，从而健全责任政府体制。在我国，判定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的基本尺度是领导人员在发挥领导职能作用中的态度、表现、能力、影响等方面是否存在着严重问题，其追责形式是基于领导者的职务作出的。自建立公务员制度后，我国正式实施了公务员辞职和辞退制度，增加了“退出”机制，当时主要针对于公务员辞去公职。随后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提出要增加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的内容。在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还规定了领导干部的免职和降职制度。这就从制度上明确要追究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使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由此，全国范围的行政问责制正式建立。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不同的责任导致的法律后果不同。从对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的程度看，追究刑事责任最为严厉，其法律后果最为严重，涉及人身自由，关乎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生存权利等。其次是纪律责任，涉及职务、职级、待遇、政治前途等问题。再次是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涉及职务、待遇、政治名声、领导形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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