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重视灯笼，因为它凝结了人生喜悲：凡遇喜事必高挂大红灯笼，若遇丧事，一盏白灯笼就足以表达满腔悲戚。

在西北，灯笼还是母亲送给出嫁女儿，舅舅送给至亲外甥的礼物，提醒他们，走得再远，都要记得家的方向。

灯笼不好做，制样选料样样考究。曾几何时，好手艺的灯笼匠在乡间高人一等，制灯的村落往往美名远扬。

陕西西安城南三兆村，一个曾因灯笼名动三秦的村庄。如今，本应赶制灯笼的农历年前，灯笼难寻，做灯之人也罕见踪影。灯笼的故事，似乎都压在了雪下。

“人冷不要紧，只要灯好”

临近春节，69岁的三兆村灯笼匠呼延振元待在自家小楼二层的“生产车间”里，不想出门。不到100平方米的空间到处堆放着绸缎、龙骨和一些已经完工或未完工的灯笼。

三兆村做灯笼相传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家家都制灯，人人会制灯”，曾让这个远离城市中心的小村落美名远播。因为做灯笼场面红火热闹，当地还流传着“要热闹，嫁三兆”的说法。

呼延振元是村里“上过电视最多”的手艺人，村民公认的第一号灯笼匠。

上世纪90年代，他做生意失败，回过头一想，还是做灯笼稳妥，“灯笼又不会骗人”。

架起摊子后，因为手艺好、做工精，做的灯笼根本不愁卖。“绸子我要自己去文艺路买，拿着灯泡照，绸子要密、不透光，这才好;龙骨要跟绸子粘在一起，这样不跑形……”谈起灯笼，他有讲不完的经验，眼里满是少年般的意气风发。

冬日里没什么阳光，他仍害怕灯笼晒得褪色，就把三扇窗户统统遮住。屋里不见阳光，也没有暖气，如同冰窖。为了取暖，他终日裹紧厚棉袄，里面还套了几层毛衣。

染料也不能冻着。呼延振元买来一扇电暖气，给染料取暖，“人冷不要紧，只要灯好”。

从“出省传道”到“退守村头”

想当年，“灯笼村”不但因灯笼而有了名气，也因灯笼富裕一时。

呼延振元回忆，老一辈人说过，村里的灯是做过贡品的。每逢年前，村东边会做羊灯、莲花灯，村西边会做花篮灯、葫芦灯。因为找上门的客人多，灯笼不愁销路，“有市无灯”是常事。

村里不少人还被请到外省去教人做灯笼，“出省传道”。“武汉、济南、广州这些地方，我们村里人都专门去过，一两个月就能挣几万元。”他说，“外地人不会做我们三兆灯，我们的灯讲究朴素，但是里面门道最多，形状、样式把握不好，那个气韵就没了，就谈不上艺术感。”

但红火的日子并不长，呼延振元发现，慢慢地，村里开始迎来强劲的竞争对手。先是浙江的电子灯笼，开关一摁，能播流行歌曲，大受欢迎;后来河北的花灯采用流水线生产，每家每户都参与，“那产量三兆比不上”。

慢慢地，三兆村里，一批做灯笼几十年的老匠人开始“撂挑子”，年轻人也少有喜好做灯笼的。呼延振元拿着一本《名家仕女》图册说：“我女儿尽管会做，但是‘软活’是拿不出手的。你做不出人物的那个神态，就不敢卖给别人，会把招牌砸了。”

“一家、两家、三家……”呼延振元掰着手指头告诉半月谈记者，如今村里做灯笼的不到十家。“现在村里做灯笼生意的人就挂在村西头卖，那些灯笼还都是从河北批发的。”

忘不了的乡愁里，可有灯笼?

三兆村不是没有想过“翻身”。

在呼延振元的记忆里，每年春节前都有领导来慰问，然后开座谈会，提出希望和建议，但是“谈完了就结束了”，再后来，他索性也不参会了，“没有效果”。

“你看，西安古城墙、大唐芙蓉园每年都举办灯会，那么大的单子，我们哪个也参与不上。”呼延振元说，言语里都是遗憾和不解，“要是我们村的灯笼也能去展览，该多让人骄傲!”

呼延振元知道，村里人似乎都在默默地等着什么。“都不说，谁都懂。”

站在村口，可以窥见一二：村西头的马路边，巨大的广告牌子上写着“抹不去的三兆浓浓乡土文化，忘不了的古镇悠悠岁月乡愁”，落款是一家制灯公司。广告牌后面，一些房地产公司的招牌早已挂起。

村里人知道，再过不久，当房地产公司再向东行进20米，他们村也将高楼耸立，成为又一处高档小区。同时，他们将正式告别过去，告别灯笼。

“到底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谁说得清呢?”一位制灯者说。

李杰今年40岁，是三兆村仅剩的几位制灯者之一。临近春节，他和几个工人一边赶制灯笼，一边拒绝着新订单。

“我这场地还是村干部给协调的，其实也是‘非法占地’，天冷人手也不够，不敢忽悠客户，咱做不过来，不敢接。”李杰说，“遗憾么，咋不遗憾。”

又是一年挂灯时。呼延振元头顶上，去年家里挂的灯笼还没有收回。灯笼上，笼着一层雪。（半月谈记者 张斌 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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