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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股改,根在农民发展

2018-03-08 09:06 作者:苏北 来源:经济参考报 编辑: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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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从农村敲响鼓点。中国农民蓬勃的创造,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汇成了一股雄壮的推动力量。

身处乌蒙山腹地的贵州六盘水人,在脱贫攻坚战中勇敢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率先举起了以“三变”为特色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旗帜。

2014年以来,这一改革不断深化,从这里走向全省,走向各地。

2017年初,源于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内涵,首次载入指导全国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

激活乡村全要素价值,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开拓就业第三种空间

多少年来,在温饱的逼迫中,乡村的发展取向单一,就是为粮食安全而投入,为农业生产而竭力。其实,乡村的资源是丰富的,乡村的潜力是巨大的,乡村的价值是多元的。难题在如何去发现、去开发、去提升。

“三变”改革中,我们看到了六盘水人的智慧和创意——

资源变资产:将集体土地、林地、水域和闲置的房屋、设备等资源资产的使用权,入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取得股份权利。资金变股金:将各级各部门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生产和扶持类财政资金,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股金,集中投入到各类经营主体,按股比获得收益。农民变股东:鼓励农民自愿以土地或林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住房财产权,以及自有生产经营设施、大中型农机具、资金、技术、技艺、劳动力、无形资产等生产要素,投资入股经营主体,成为股东参与分红。

在六盘水,土地、房屋可以入股,树木、河流也可入股,就连气候资源、民俗资源、村落资源、古树资源等也都能入股。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无物不能股。在全要素激活中,农民已然抬脚跨入一片新的天地。

从全要素的激活中,农民开始真正拥有了资产性收入。

农民拥有许多丰厚宝贵的稀缺资源,但为什么还长久地不能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其中一个未解的症结,就是这些资源缺少变为资产的途径,资产缺少有效增值的机会,增值缺少农民共享的机制。

六盘水人勇于创新:政府以“平台公司”为支点,用PPP模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了农民资产的稀缺度;推动产业的规模经营,有了标准化品质化,提高了农民资产的收益率。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农房所有权等资源入股合作社或龙头企业,获得稳定的租金、股金收入,有效增加了财产性收益。合作社通过股份合作制,有效盘活各类资产,最大限度实现资源要素的资本化利用,显著增加了农民的资产性收入。

股份合作制,还为农民打开了发展的第三种空间。

近年来,农民就业空间收窄、增收势头减弱问题日益凸显。粮食生产经营是农民的主业,当下正遭遇价格提升和补贴增加两个“天花板”的直接压迫,还有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两道“紧箍咒”的严重束缚。进城务工经商是农民的突围。但随着城市产业的转型和进城门槛的加高,自2010年以来,外出农民工新增数量已在逐步减少。“三变”改革,努力开拓出农民就业增收的“第三种空间”:以股权为纽带,以项目为抓手,以开发区、园区建设为平台,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一产转型、二产升级、三产优化。六盘水还将“三变”扩展为“三变+特色农业”“三变+乡村旅游”等12种模式,助推农村发展转型升级。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精准脱贫模式,探索城乡融合道路

从市场化到合作化,从小生产到大市场,从先后富到共同富,乡村股改,帮农民推开了前进路上的一扇扇门。

第一扇门:农村经营制度变革。

小农户如何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主潮?首要的还是坚持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家庭土地承包,保障农户发展权益,尊重小农户大量且长期存在的中国国情。同时,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元合作经济,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

“三变”改革,正是遵循了这一取向。在不打破家庭经营基础地位、不割断农民与土地利益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合作的运行机制,将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与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组合配置,开展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当下农村正在深入开展的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资产量化确权,都在为“三变”所指向的农业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拓开更为深广的路径。多渠道的社会资源在这里优化组合跨界运营,助推优势互补产业共建的“联村党委”由此应运而生,以农民经济合作社为标识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加快发育生长。

第二扇门:精准扶贫脱贫新路。

六盘水地区是喀斯特地貌,山高沟深,耕地零碎,生态脆弱,属于深度贫困地区。

多年扶贫走过了许多的路。国家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支农资金,贫困户、贫困村一缺能力二缺技术三缺管理,很难有效利用。六盘水的改革思路是将这些资金入股到合作社、到龙头企业,折股量化,配股到户,扶贫资金变成合作股金,支农资金变成集体资产,既可以有机组合,又可以循环使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加快实现“贫者有其股”,让贫困农民变身“股份农民”,让农民直接成为农业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上的投资者和受益者,使产业扶贫更加具体化,更有操作性,放大了贫困群众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三变+产业+扶贫”,一条精准脱贫新路就这样走出来了。两年多时间,六盘水借力“三变”改革,带动22万群众走出贫困。

第三扇门:城乡融合发展探索。

当前,城市资本和工商企业渴望进军农业农村,但面对农村千家万户的经营主体和极度分散的资源资产,要素难以对接,项目难以落地,稳定合作、互利共赢机制难以建立。如何逐步推进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和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三变”股改,搭建起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吸纳、集聚起城乡社会丰富多样的资源;启动了一个强力的引擎,源源释放出对接工商资本、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农民自主发展,保障农民基本权益,防控农民经营风险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开拓农民发展空间,这是农村改革的坚实基础和核心价值。怎么看“三变”改革的意义,准绳就在这里。

一看坚持自主发展。

六盘水的“三变”改革,是农民在脱贫致富实践中的伟大创举。当这一创举向全国扩散之际,当有媒体报道不少地方下指标定任务,明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全面推广实施,让农民同时以土地入股戴上“股东”的帽子之时,我们还应警醒,还当慎行。

必须明晰,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小规模的兼业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否参与推进规模经营的各种联合?要看农民的意愿,那是农民的权利。必须明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专业合作组织,也应鼓励多元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都是新型经营主体;联耕联种、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都是新型规模经营;现代农庄、田园综合体、农业特色小镇等,都是新型发展平台。多地正在推进的乡村股改,也不宜“一刀切”。对于农民入股的土地,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或采取自主经营模式,或采取内股外租模式,或采取联合经营模式,都是选项,都可因地制宜自行其是。还必须明晰,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成员的自由退出权是确保合作社运行效率的必要前提。

二看保障农民权益。

成功的“三变”改革中,龙头企业得益良多。地方政府大力配套了乡村基础设施,精准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股份合作提供了“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的制度纽带,降低了土地流转、利益整合的交易成本,企业拥有了更为适宜的创业环境和更加强劲的发展实力。“股份农民”呢?也深受其惠。他们在“主人翁”意识的生长中,增添了更多的平等感、获得感,在企业发展的参与中,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分享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农户和公司,走在了通往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道路上。

我们为改革鼓呼,同时也应看到改革实践中的种种悬浮和错位。由于信息、资金和技术的短缺,由于维权意识的不足、利益表达的失语和股权结构的失衡,分散的农户在与强势资本的合作博弈中,先天地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如果缺乏牢固、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则常常难以有效掌握项目经营的真实信息,难以公平分享产业发展的现实成果。

城乡要素流动,工商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势。我们应有开放、鼓励的政策,但也要给社会资本定规矩、明底线,引导资本服务农村发展,增进农民利益。如何确保农民的基本利益及核心资源不受损失?最重要的是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警惕公司+农户中的“大农挤小农”“大农吃小农”问题,坚守改革的正确取向,保障合作的互利共赢。

三看防控经营风险。

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股份合作的优势,正在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但是,在难以保障平衡的合作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农户如何去承受去共担难以预测的经营风险?

我们特别需要警惕资本下乡中的“圈地”“骗补”现象,防范经营失败后的资本“跑路”、项目“烂尾”风险。要紧的是,合理选择股份合作模式,提升组织经营能力,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对资本率性退出设置应有的把关“闸门”,架设好必要的风险“防火墙”,对股份合作运行应有权益保障、风险监管、审查审计等防控措施,着力堵塞漏洞,严防各种风险。

规避市场风险,应当慎重选择产业项目,鼓励采取“保底分红”“按固定比例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确保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的收入增加和农村集体资产的安全完整;规避资金风险,应当科学评估农村资源资产,规范确权到户到位,防范农民入股资产流失,防范侵害集体和群众利益;规避社会风险,应当坚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立“三变”管理监督制度、收益分配制度、退出机制和应急机制。

六盘水人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探索。他们在特色产业发展中,把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链接起来,撬动商业保险进入农业领域,最大限度降低农民因灾损失。对“三变”覆盖的产业,实行县评审、市报备的“风险评估”机制,市、县两级财政投入资金参与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把市场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乡村股改,根在农民发展。把根留住,把根扎深,乡村股改方能走得更平稳,更深入。(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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