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

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

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归”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

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万劫不复。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纪》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

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甲午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

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

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记者 刘声东 张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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