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你被送入重症监护室(ICU)，身上插满了管子，依靠呼吸机维持心脏跳动，但你的大脑已经“死去”，你是否愿意这样“活”下去?

近年来，“脑死亡”这一概念逐渐被公众所熟知，争议也与之俱来。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维护病人尊严、减少器官捐献的失败率等是呼吁脑死亡立法的主要动因。专家建议脑死亡可与心死亡同时作为死亡判定的并行标准，并让有资质的医院先期试行。

脑死亡：更科学的标准?

判断死亡，长期以来以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的停止为标准。然而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传统死亡标准判定受到挑战。尤其是呼吸机的发明，使病患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后，仍能靠机械通气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脑死亡”的概念因此走向公众视野。

“大脑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以后，即使心脏还在跳动，其实已经可认定为处于死亡状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认为，现代医学界对死亡更为科学的判定标准是脑死亡。

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目前，世界各国对于脑死亡的判定已形成一套全面而严格的原则，以确保在现实医疗实践中不出现差错。

心死亡意味着脑死亡，但脑死亡并不必然意味心死亡。在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主任医师陈忠华看来，脑死亡标准问世是智能化呼吸机广泛用于临床的必然结果。脑死亡者还“能”呼吸是个假象，是呼吸机产生的机械性的被动呼吸动作。当自主呼吸停止，病人的呼吸能力实际取决于呼吸机的运转，呼吸机一停，病人心跳也会马上停止。

“脑死亡”与“植物人”怎么区分?“二者状态有本质区别，脑死亡病人没有自主呼吸，靠呼吸机维持;好多植物状态的病人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陈鑫说，目前还没有诊断为脑死亡后又活过来的案例， 而“植物人”有苏醒的可能。

脑死亡立法：犹疑因何而来?

有学者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之一。但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死亡标准采取综合标准说，其核心含义是呼吸、心跳停止，脑死亡标准并不在认可之列。

“脑死亡概念在中国得不到法律承认，医生即便依据医学标准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家属往往也很难认同，我们就无法撤除治疗措施。”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认为，把大量的资源浪费于生命100%不可挽救者，不仅耗费社会有限医疗资源，还加重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一方面，脑死亡立法其实体现了更深切的伦理关怀。陈静瑜说，在脑死亡情况下，人的社会功能已不复存在，让病人有尊严地离去，也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要用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为22%的人口服务，有效利用有限医疗资源也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有声音认为，推动脑死亡立法不过是为了提升器官捐献成功率，扩大器官捐献来源，有悖人情道德。多位医生就此表示，脑死亡立法并不意味着器官捐献的绝对数会提高。器官捐献必须坚持本人生前自愿或身后直系亲属知情同意原则，推动脑死亡立法，不意味着增加自愿捐献的绝对数，但可以减少捐献的失败率。

三级医院“试水”时机是否成熟?

陈静瑜认为，当前公众对脑死亡呈现逐渐接受态度。2016年和2017年我国分别有4080、5136位心、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器官捐赠，其中，有三分之一为脑死亡病人捐献。“这反映出脑死亡在我国有了一定程度的群众基础”。

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死亡判定标准会影响到民众民事继承、抚养、赡养及夫妻关系解除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谢通祥表示，如果立法明确了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则可以通过判定脑死亡来下死亡证明。

但需要正视的是，判定脑死亡并非易事，需要复杂的仪器设备和专业团队。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处主任法医师顾晓生告诉半月谈记者，很多意外事故尤其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一般都是就近送到县级乡镇等基层医院处置，而基层医院并不具备判定脑死亡的条件。

基于此，陈鑫建议由条件相对完善的地市级医院来判定脑死亡，由工作10年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和判定脑死亡资格证书的医师做出判定。

多位专家认为，在相关法律尚未制订之际，我国可以逐步提倡和实施死亡认定心死亡和脑死亡双轨制，由患者生前自由选择，并由其亲属书立“知情同意”。同时，在部分三级医院局部试行脑死亡，为全国推广做准备。（半月谈记者 郑生竹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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