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行政机关，被称为政府“老赖”。根据司法机关摸底通报，部分省市政府“老赖”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有的案件拖延时间较长，有的地方具体案件底数不清，个别甚至出现案件边清边积的现象。

边清边积 政府“老赖”数量居高不下

据法院人士分析，涉行政机关案件之所以易成为“老赖”案件，主要原因有四：一是部分政府机关的确财政困难，无能力履行义务;二是部分政府机关法律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位，以各种理由搪塞，拒不履行;三是部分案件拖延履行，产生的利息数额巨大，增加了化解难度;四是从法院执行角度看，有的基层法院对此类案件存有畏难情绪，执行意志不坚决。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乡镇一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成为政府“老赖”案件的多发、频发地带。乡镇政府及政府部门因借款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买卖合同以及政府机关担保等原因产生了债务，成为此类案件的主要类型;此外还有以往政府开办企业遗留的历史债务、政府侵权引发的债务纠纷等。

“政府部门是最不应成为‘老赖’的机构。”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得华认为，司法权面对行政权的弱势、行政机关面对法院的天然强势，是导致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核心原因。

化解案件 司法、行政双管齐下

“光靠司法力量并不好使，有时候就是‘狗咬刺猬’。”一位法院人士认为，化解政府“老赖”案件，更多时候需要借助行政力量。

针对此，山东的司法机关已分门别类形成处置办法：对执行难度大的，提请党政领导或被执行单位的上级分管领导协调督办;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执行的，向被执行人的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单位财政状况较差、履行能力不足的，引导协调涉案部门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并将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按期支付;司法机关为被执行人的，向党委政法委汇报，请求督促被执行单位迅速筹集资金，尽快执结。

山东胶东地区某镇政府欠款不还，法院执行人员多次登门，镇党委书记与镇长避而不见。2013年10月，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派出15名执行干警，在镇政府机关住所，将镇长堵了个正着。反复申明利害无果后，经向党委政法委汇报，执行人员对其实施搜查财务室、扣押车辆及查询、扣划银行存款等强制措施。迫于压力，被执行人当天就将40多万元案款一次性偿清。

在广东，法院系统采取“法院主办、政府协同”的举措，由广东省委政法委主要领导约谈欠债地区党政主要领导，清理了占全国涉案金额一半的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

完善制度 以猛药治“傲慢”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白利寅认为，政府“老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一些政府部门恃权傲法，是一种权力傲慢。而对涉案党政机关，法院采取的措施大多偏软，更多采取协调的办法，而不是罚款、列“黑名单”等强制措施。

“行政机关作为被执行人，需要履行经济赔偿责任，多数情况通过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比如1000万元的债务，政府最终支付一半或1/3。”山东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副主任温江鸿说，通过对全国类似司法案件的观察，依靠法院强制执行来收回全部案款，有相当难度，很多时候只能安慰原告“能收回一部分比全收不回强”。

马得华建议，破解、防止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国务院可在内部网站上公示那些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行政机关。在对基层行政机关考核中，将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难列入减分事项，并在创建各级文明城市中一票否决。同时，通报给组织人事、纪检部门，有案件未执行的单位负责人不予提拔使用。

在山东，去年基层换届选举期间，潍坊中院审查党代表资格7批1064人，并为280家参选文明单位的事业单位提供了诚信记录审查。在潍坊寿光市，2016年有57名失信党员和公职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针对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一次性履行生效裁判有较大压力，天津等地建立了规范化的财务偿付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政府债务支出纳入预算管理。温江鸿认为，此举虽不算合规，但也并非于理无据。“我国没有基层行政部门破产的制度设计，需要在解决这类案件上另辟蹊径。”她同时提出，应建立问责制度，“上一级财政可以来清偿，但也必须问责案件相关负责人”。（半月谈记者 王海鹰 萧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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