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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是“主人”又被雇用:农村生产关系正悄然生变

2015-08-27 14:11 来源:半月谈网 编辑:原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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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用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这一变化,在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光明村村民曾经靠经营大棚蔬菜致富,但这并没能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时,一批一批外地人前来租地耕作。地没有荒,种地的人,却换了。

传统农民去哪了

滚滚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在不断延伸,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启东便是这块沙地中最年轻的一块。1928年设县时,以“启吾东疆”之意,命名为启东县,1989年撤县建市。

光明村地处南阳镇最东部,距离广袤的黄海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农作物的更替和成长发生显著变化。方正的耕地周边,点缀着横平竖直的村落和道路。

5月7日,晴,暖暖的春风,拂过正酝酿丰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经很饱满,大片的麦子正在悄悄泛黄。目前还没到收获时节,大型农机这些天仍然“躺”在仓库里“无事可干”。面对即将到来的夏收,52岁的曹燕飞显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当然有改善了,房子盖得比别人大,家电比别人家齐全……农民还能图啥?”袁洪兴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显然不会理财,手头有多少钱,都是一个糊涂数。每次给农户发租金或工资,也是两人各掏一半,从不记账。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年底数钱吗?”“数钱?拿到钱就要考虑来年怎么投资,根本没想过存起来或者怎么花。”袁洪兴似乎对挣多少钱没啥感觉,只是一轮又一轮地往土地里投入。开心的事不多,担心的事倒不少。“种地靠天收,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梅雨;玉米收获时,经常刮台风。”袁洪兴叹了口气,“农民啊,就是劳碌命!”

“他们的确挣了点钱,但我真的不羡慕。”包汤兵笑着说,如果他不是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宁愿到企业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种地为生。“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袁洪兴他们还在地里转悠呢。”

对于外来户潘广时来说,操心的事更多了。当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他携爱人和女儿到启东种地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亩耕地,其中有600多亩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复镇安东村种的西瓜,长得挺不错,可最后基本上给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理论。”潘广时一脸无奈地说,“原本打算每家每户送两个……今年,我在那里种了麦子。”

种地者谁

传统农民逐步退出,职业化农民逐渐成为种地主力,暂时解决了无人种地的问题,维持着一种平衡,但很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出租土地的农民不种地,却照样拿着国家的补贴。潘广时说,土地的租金这几年一直在长,如果单独与农户签约,零碎的土地每亩年租金在400元左右,如果村里将土地归拢成片出租,租金就可能上升到600元甚至800元,但种地的他却拿不到补贴。面对一些村民可能继续提高地租,南阳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托管大户可以与农民协商,理由就是村民已经拿到补贴。但潘光时依然郁闷:“前几年我种的小麦遭遇台风,上级财政发放的小麦补贴,照样打到了土地承包户账上,我分文没有。种地人不享受补贴,不种地的人却因天灾而拿补贴,这不公平。”

死人有耕地,活人却没田。“这一问题现在很突出,很多人户口在农村,却没有责任田,因为没地可分。”包汤兵解释说,政策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是高压线,没人敢碰,“在我们村,1990年9月30日以后出生的人至今没有责任田,这样的村民有355位。”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种地收益有限,一些农民不想缴纳税费,耕地撂荒严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险的种粮大户。还有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明确提出不要责任田。光明村18组的刘鑫星兄弟三人,放弃了名下的10亩承包地,一起外出创业。如今,看到责任田不仅有补贴,还有固定的租金,他们很想要回来。

“每个村民小组,都有5户以上的人家提出调整土地承包权。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很麻烦。”包汤兵说,1998年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时,那些农民抛弃的田亩,明确当时谁种就归到谁名下,这样的地约占30%左右。“如果能够5年或10年进行一次微调,矛盾就不会这么突出了。”袁兵说。

显然,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用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启东市农委党委书记施建伟说,以后种地的人未必是农民,他们还可能是市民、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既可源自传统农民,也可源自非农产业中有志于农业的人。只要对种地感兴趣,或者认为农业值得投资,完全可以像上班一样来种地。而农民则可以凭借其身份,将土地视作一种资产,并且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产。果真如此的话,未来的农村管理就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但具体完善什么?怎么完善?基层还没有太多考虑,记者也一时想不清楚。

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陆健有另一个担心:“当外地承包户成为某个村子的种地主力时,他们就可能提出新的利益诉求,甚至垄断村里的发言权,村集体和村民的声音就会很弱,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的确,当“土地保姆”成为主人,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村的主人吗?那时候,地肯定会有人来种,但种地的人是谁、什么是农民、农村是什么,估计都得重新定义了。(半月谈记者 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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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东

新华社江苏分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