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高估“以人查房”的反腐功能

支持执法部门“以人查房”，如果得以通过，将是一项制度利好。不过，对于“以人查房”的反腐作用，笔者仍然觉得，不宜冀望太高。因为进一步分析一下报道就会发现，《条例》所界定的“以人查房”，并没有太多让人感到意外的内容，并非完全没有限制。

对于个人“以人查房”，《条例》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以及取得权利人同意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信息”;而对于职能部门则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有权查询与调查、处理案件有关的登记资料”。同时，还明确要求，相关机构人员需对不动产保密，不得涉及个人隐私。也就是说，《条例》所确立的“依法以人查房”，限制相当严格，范围相当有限。

实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初衷是落实《物权法》的规定，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财产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条例》对“以人查房”进行严格限制、规范，都是合理和必要的。如果站在反腐角度，“以人查房”的反腐作用则很难乐观高估。很明显，其一，在公众无法自由地对官员“以人查房”的情况下，官员房产势必难有及时、充分“显形”的压力。其二，公检法等机构“以人查房”的权力固然大，但是如果与案件无关，当然也就难以主动查询官员房产。其三，即使没有“以人查房”限制，“不动产登记”也不等于官员房产都会被登记，更不等于它们都会被客观、准确地登记。

正如专家所言，“不动产登记的实质功能是保护所有人的物权，直接功能是为推出房产税做铺垫，间接功能是反腐”。不动产登记制度以及相应的“以人查房”，在一定程度上固然具备反腐作用;但从根本上看，“反腐”并非不动产登记制度足以和应该胜任的功能。如果将反腐功能强加与不动产登记制度，则势必会造成一种制度错位，妨碍并损害其“保护产权”的基本功能。

其实，真正足以和应该胜任反腐功能的只能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相比“不动产登记制度”，它显然具备许多无可替代的反腐优势。其一，针对官员的全部财产，而不涉及一般民众的财产。其二，官员必须主动提前公开、自证清白，而无须等到事后“以人查房”，这不仅有利于事后查腐，更有利于事前防腐。其三，便于公众直接参与、公开监督，而不必过于依赖反腐职能部门的涉案查询。(张贵峰)

辩证看待“以人查房”

如果媒体报道属实，正计划上报的不动产登记条例中，可谓亮点不少。其中不仅有“依法以人查房”，还有确定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互通互享等等。尤记今年两会期间，国土部副部长徐德明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对于不动产登记，国土部已在进行系列的准备工作，即将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等。对于登记信息是否要会向社会公开的问题，将“尊重公众的意愿，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从“尊重公众意见公开”到支持“依法以人查房”，这无疑透露出意味深长的信息。

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承担多少反腐功能?有恒产者有恒心，不动产登记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具体到多数公众对其的关注上，则是因为他们对条例承载了热烈的反腐诉求。不少公众期待它能够让拥有不正常房产数量的官员现形，更期待它形成由房产打击贪污的治理逻辑。然而类似诉求难免流于高蹈，单一的不动产登记条例，本质上并无法独立对抗复杂的社会腐败现象。关乎此，专家们事实上也早有论定，不动产登记固然具有多重功能，但其首先在保护私人物权与为征收房产税做准备，反腐功能尚在其次。

去除对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高蹈期待，支持“以人查房”规定的现实价值才能看得更真切。去年以来，一些地方在纷纷出台严禁“以人查房”的要求，甚至称其为个人信息的不正常流出，顶层设计上的“以人查房”规定，显然为监督官员财产、处理物权公开和保护隐私三者的平衡，提供了一个支点，为如何来政策性监督官员房产打开了一道缺口。与此同时，房产专业人士还以为，不动产登记条例中的支持“以人查房”系列规定，将促使部分官员进行恐慌性抛售，从而促进未来房地产市场新房、二手房、租赁市场的有效供应量，这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回归同样不无裨益。(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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