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地方，政府急着要农民转户是出于城市化必须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的需要，所谓“土地换户籍”、“土地换社保”不正是如此吗?以此为“动力”的所谓“户籍改革”，看似“恩惠”，实则也可能是很不公平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杨伟民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对农民工实行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方式。杨伟民解释说，应该保留目前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对落户农民工的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农民工落户规模要控制在各个城市的承载能力以内。

长期以来，在由户籍“壁垒”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下，我国附着于城镇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远远高于农村户籍人口。近些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户籍政策的“松动”，好像是对“根”在农村的国民的一种“恩赐”，其实这只是对城乡分割的不合理、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改善。更何况，在某些地方，政府急着要农民转户是出于城市化必须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的需要，所谓“土地换户籍”、“土地换社保”不正是如此吗?以此为“动力”的所谓“户籍改革”，看似“恩惠”，实则也可能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即使农民的土地不被征用，政府也应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格局”的战略方针，尽快地、最大限度地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

因此，城市化应当从城市承载能力的实际出发，政府不宜一拥而上地急着要农民转户，而且从节省土地资源，集约使用土地的角度来看，政府也不宜大规模地急着要农民转户。农民转户必须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不仅要解决好转户农民的社保问题，更要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对于那些不愿转户的农民切忌强制转户。

比农民转户问题更要紧的是，做好城乡发展统筹，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上加大投入，使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逐渐趋向于平衡。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提高城市化率，让一部分具备进城条件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固然能够减少农民的数量，但是不可能、也不能把农民全都变成市民。

只要政府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对城镇与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从无到有并逐步提高、趋向与城镇居民平衡，城镇户口就不会再像“香饽饽”一样令农民趋之若鹜，城乡户籍之间的那堵“墙”也就自然而然地拆除了，那么，地方政府又何必急着要农民转户进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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