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到“高质”，转型没有捷径

3月27日，工人们在浙江临海的吉利汽车生产车间工作。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站在历史新方位上的中国再次开启了转型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标志着历经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主动挥别原有增长模式，将从多个维度重塑经济发展模式。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所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最终均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降速，由高速发展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政府积极作为是关键助推器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非自然过程，在转型“窗口期”，政府积极有为，将成为关键助推器。

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方面，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与中国工业化路径相似的国家仍能给我们提供不少重要启示。1970年日本真实经济增长率由12.4%锐降至4.3%，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结，然而，在随后的中低速增长阶段，日本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快速提升，从1970年仅占美国的45%提升至1995年的85.6%;韩国经济增长率在经历了汉江奇迹之后也逐渐放缓，但全要素生产率与领先国家的差异同样在不断缩小。

日韩的成功源于两国政府强力推动下的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它们均依托国家力量打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了由重工业向汽车、半导体、计算机以及电子等新兴产业的转型;为满足新经济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政府辅以对教育的持续投入，最终推动了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等国则由于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迟迟未能推动战略转向，加之90年代对新自由主义的迷恋，最终由“高增长”阶段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持续创新是不竭动力

过去二百余年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表明，只有产生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的领跑者，也只有维持创新能力的国家才能走上一条永续繁荣之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指出，与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较，自1995年以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工资率增长和生产率均放缓，各国扭曲经济行为的税收体系和严格的监管制度，造成了欧洲创新能力的衰落和经济的长期低迷;同一时期的美国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通过税收、预算体系和监管体制改革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美国经济得以维持在持续增长的路径之上。

回望过去5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各国的结构性政策与经济表现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合理的监管政策、税收政策、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刺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长和新技术的开放与应用，显著影响投资和创新决策以及对新技术的吸收，最终将一国推向创新驱动型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当前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这要求我国必须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支持创新的政策组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包容性发展模式当是基本保障

良好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在高速增长阶段往往伴随着国内不平等程度的增强，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和失序。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被分配性冲突所取代，不平等陷阱的出现使高速增长在昙花一现之后走向终结，这正是曾经在拉美地区发生的一幕。当前发达国家同样品尝到了不平等的苦果：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之后金融危机接踵而至;面对不断恶化的财富分配，民粹主义迅速在欧洲崛起，对各国政治经济产生强烈冲击。

迈向“高质量”发展，建立良好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以提高社会流动性并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势在必行，探索适合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包容性发展模式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通过经济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并确保人们获得机会的公平性，同时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以阻止极端贫困的发生;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的爆发也清晰地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应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和过度的福利制度也将导致一国政府债台高筑，危机频发。

生态文明为转型应有之义

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更是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格格不入。丹麦被公认为世界上实现绿色增长最成功的国家，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丹麦政府通过改革环境管理体制、明确部门分工，建立包括环境立法、财政补贴、绿色税收制度和技术创新在内的完善的政策体系，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另外，大众媒体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民众积极参与也极大推动了丹麦的绿色转型。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打造平衡、可持续的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我国通过创新融资机制和新技术应对环境挑战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掌声，2017年底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标志着绿色发展已经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然而，“丹麦模式”也启示我们，建立起权责明晰、强力的政府环保机构和引导公众参与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同样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应成为未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绿色发展的着力点。(杨攻研 刘洪钟 作者杨攻研系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作者刘洪钟系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