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炒作前拜托先回顾一下事实和逻辑

导读

自2017年底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先后出台和签署以对华强硬表态为特征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了更为明显的消极转向。

与这一转向一道愈演愈烈的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媒体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称中国正在通过自身“锐实力”——包括意识形态、贸易、投资和军事等——进行全球战略渗透和扩张，最终会取代西方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

一时间，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中国威胁论”：

西方自娱自乐的老生常谈

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威胁论”便一直是西方国家中颇具舆论市场的观察中国之视角。

与之相伴的还有所谓“中国崩溃论”，两种论调都反映出了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心理：

一方面，作为后冷战时代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被许多西方国家认定会步苏联后尘，最终走向崩溃；

另一方面，冷战后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又使西方世界担心中国会威胁到它们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的稳定。

冷战后初期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即西方对中国硬实力的飞速发展感到担忧甚至恐慌，而这种担忧归根到底来源于西方心理层面的优越感，即在意识形态上认为中国是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社会的“异类”，因而其崛起会造成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然而，冷战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崛起始终是在积极融入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实现的，中国不仅没有成为这种体系和秩序的挑战者，反而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之一。

例如，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动力源和引擎。

又如，冷战后的中国不断参与并逐步引领全球治理，为应对和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反恐怖主义和朝鲜核问题等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冷战后初期兴起的“中国威胁论”早已不攻自破。

西方焦虑

从“物理”层面迁至“心理”层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外交理念和政策，并在实践中落实、推进。

这些变化不仅成为自身外交向“奋发有为”转型的鲜明写照，更为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目标作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上述外交转型及其背后体现出的力量优势和制度优势，构成了当前西方世界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喧嚣的外部动因，使当前的“中国威胁论”相较于冷战后初期出现了三方面重要变化。

首先，新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从“物理”层面扩展到了“心理”层面，即西方过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性已经被制度上的不自信所取代。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曾在西方世界掀起过一股热潮，成为西方国家开始正视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起点。

此后，随着中国在各个重要领域改革和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具有的强大内生性、制度性动力，并在中国外交愈加奋发有为的背景下，日益担忧中国持续扩展的国际影响力会转化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吸引力。

这就表明，西方国家已经彻底从冷战结束之初以“历史终结论”为标志的乐观主义和胜利主义情绪中走了出来，将中国看作不可小视的竞争者，并因自身面临的国内外困境而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自信。

其次，新的“中国威胁论”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全面。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初的“中国威胁论”更多地指向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领域，那么当前这一轮“中国威胁论”则进一步蔓延到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国际主导权等“软实力”领域，因此被视为是对西方的全面挑战。

例如，就在“锐实力”概念提出后不久，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便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称，要警惕中国“锐实力”对于美国“软实力”的冲击。这一逻辑表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担忧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因而是更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

最后，新的“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的定位已经从体系外或体系边缘的“挑战者”转变为体系内的“取代者”。冷战结束以来，与“中国威胁论”相伴随的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趋势愈加显著、程度不断加深。

因此，中国正在从一个体系的边缘力量发展为主要角色。基于这一事实，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不再是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对于体系稳定性构成的威胁，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取代者”以体系内和平崛起的方式成为世界领导者。可以说，这一转变对于西方的冲击力更大。

用事实说话：

“中国威胁论”将不攻自破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相较以往有着全然不同的动因，炒作“中国威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适应症”的表现，其基于的逻辑存在根本性谬误。随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价值不断彰显，“中国威胁论”将不攻自破。

首先，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成功在外交上并非致力于同西方进行竞争，而是为应对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外交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寻求合作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在尊重别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与互利双赢推动共同发展，而非输出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一点可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所获得的广泛国际支持和赞誉中得以印证。因此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将中国视为威胁，犯了战略性错误。

其次，将中国的对外战略贴上“锐实力”的标签，显得滑稽可笑。西方所谓的“锐实力”其实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在运用自身实力进行对外扩张。

然而事实表明，中国非但没有进行扩张和渗透，反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与世界各国进行着广泛的深入合作，这种合作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共同发展与合作，中国与非洲的长期友好合作便是典型例证。

最后，认为中国将成为体系内“取代者”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当前，随着自身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开始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建设性作用。

然而，在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中国遵守国际制度，从不我行我素。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于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国际合作的深化，而非取代谁、命令谁。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的上述指责可谓本末倒置、杞人忧天。进入新时代，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发展更为重要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中国的立场和气度也必将通过实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支持与认同。作者：王浩（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