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就是，病毒每年都在变异,一直与我们同在,虽然不知道下一次全球大暴发是什么时候,但它一定会来。”
“只要地球上还有病原微生物,传染病永远可能发生。”
无论是“最硬核”医生张文宏,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李兰娟,都在向公众传递一个重要科普概念:未知病毒一定会再次到来!
人类的发展史上,疫情从来不亚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同疾病、疫情不断抗争的历史。
几次大的传染病疫情,几乎改变历史进程,如公元1346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横扫欧洲,夺取2500万人生命,差点让整个欧洲消亡；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欧洲近4000万人死亡,而同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1000多万。有数据显示,在我国古代,几乎每1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疫情,每3年发生一次小规模疫情,有史记载的云南鼠疫、香港鼠疫和东北鼠疫都死伤惨烈，令时局动荡不已。
经历2003年“非典”之役后,我国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投入,公共卫生事业飞速进步。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使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又一次面临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大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
业内专家认为,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提升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应战下一次未知病毒的暴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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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在哪里
“关于疫情，我只听两个人的。一个是钟南山，另一个是张文宏。”有网友直言。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显得“七嘴八舌”，“权威人士”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都难做到“一锤定音”，各种消息和谣言满天飞，群众陷入恐慌焦虑中。想要知道真相，却根本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
这次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既让我们感受到在未知病毒面前人类的脆弱与渺小，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和追问:当下一个未知病毒来临时，我们该听谁的、能听谁的?我国卫健疾控体系的专业人士有没有秉持专业精神做好专业的事?
最大敌人不是病毒，而是“不知所措”
2003年，中国经历了“非典”肆虐。“非典之前，社会上有种观点觉得传染病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慢病而已，相应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有所麻痹，所以非典来的时候，大家就惊慌失措，经济损失非常惨重。”李兰娟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不要认为传染病不是主要问题了，我们可以太平了。公共卫生体系如果不健全，传染病就会暴发给你看。”
我国在抗击“非典”期间暴露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等短板，此后得到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从那时起，我国加大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斥巨资建成了覆盖7.3万家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这使我国有效应对了随后的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寨卡病毒等疫情。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的应对，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堪称典范”。
然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没抓住早干预、早控制的“黄金时机”。回溯武汉应对疫情的时间表，舆论普遍认为贻误了多次时机。
这场疫情的苗头，发现得并不晚。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发现不明原因类肺炎病人，并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布27例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1月10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向公众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4日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直到1月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后，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1月23日上午10时起，武汉实施关闭离汉通道。武汉此举，被部分流行病学专家看作是错过疫情黄金防控期后的非常举措。2月27日，钟南山在广州市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各级疾控中心了解疫情，却没有对外发布的权力，只能逐级上报。
此次疫情，不仅是对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检验，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失去先机后，我国在快速识别新病毒、病人救治、医护人力资源的调动与基建援助等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专业力量。
“尽管我们有较为完善的法规和强大的网络直报，但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未能在萌芽阶段控制住，造成大规模暴发，从武汉波及全国，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反思。”浙江某定点收治医院感染病科一位主任医师认为。早在1989年我国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和2013年又分别进行了修订，2016年还建立了网络直报系统。
这位亲历过“非典”阻击战的医师说:“有些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把疫情防控和病原学研究混为一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病原学未研究清楚前，必要的防控就应该先做，即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溯源资料可以判断出主要的传播途径，再根据传播途径制定防控方案，而不是待病原学研究清楚了再做防控。”他认为，这说明在某些专业性较强的单位，行政管理岗的人员对岗位职责认识不清，外行指导内行使得疫情防控进退失策。
专业队伍，既缺数量也缺质量
无疑，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是一次严峻挑战，暴露出公共卫生领域的机制壁垒和整体薄弱。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专业人才的匮乏。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傅华说，公众非常明显地选择相信个别专家，一是因为他们是传染病领域里的权威，且医德经过了长期检验;二是他们能把专业术语说得老百姓都能听懂，充分弥合了专业知识和日常生活的鸿沟，而不是加剧理解障碍。
疫情发生后，很多人意识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的短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介绍，2016年有统计说，全国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不足30万，这一比例相比欧美国家严重偏低。
目前，我国有90余所大学设立了公共卫生学院，其中大多数公共卫生学院重预防、轻应急。而应急防疫其实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学科。因此，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高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不能做临床医生，没有处方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不愿实习，医院不愿带教。同时，因为待遇、职业发展等问题，公卫毕业生从事公共卫生及相关工作的意愿不高。
以东部地区某高校为例，该专业本科毕业生选择从事公共卫生及相关工作以及读研深造的比例在50%左右，但读研后留在公共卫生系统中的也不多；其他公卫学生中，15%~20%考公务员，10%~15%应聘跨国企业。
“我工龄快20年了，一个月工资才4000元。这几年，疾控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专业人才流失比较严重。我这里很多专业技术人才跳到医院后的发展，跟在疾控时大不一样。”四川一位基层疾控工作人员说。
从数量上看，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2100名员工，而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其CDC（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有2.4万名员工，差距明显。从专业性上看，我国公卫人才队伍中明显缺乏具有医学、公共卫生、信息学和法律等多重背景的复合型卫生人才，高端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
“我国的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存在一定缺陷，实际工作中存在防与治的分离现象。”何纳说，主要表现在，临床医生只关注个体疾病，忽略了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公共卫生领域虽然注重健康教育和危险因素控制，但不能发挥临床医学在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中的作用。同时，在医学教育中也出现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教育互不交叉的现象。
专业部门的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受质疑
现有队伍的专业化能力，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挑战和质疑，“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更有专业精神”成为群众的呼声。
“仅从疾控干部这块来看，太缺乏应急防疫实战方面的演练。”全国疾控干部健康传播能力提升研讨班负责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符绍强介绍，此前进行了两期全国疾控干部健康传播能力提高研讨班，从50多位处级疾控干部的课堂讨论中可以发现，疾控干部平时更多处理疫情管控等具体事务，在与公众沟通、与决策层沟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能力恐慌”。如何让老百姓更准确地理解专家的意思，需要各级疾控干部加强反思。
当下一次未知病毒来临，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干部如果缺乏专业背景，不能对所在辖区的卫生疫情有整体了解和科学的防控布局，不能及时向决策层作专业性的汇报和对策建议，那么在疫情发展的苗头阶段就很可能会贻误战机。
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引发社会不断质疑：相关专业团队在早期对疫情是怎样判断的？有没有在应对决策过程中及时发挥预警作用？专家团队的建议在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占多大权重？专业人士到底专业不专业？专业人士能不能坚守专业精神？等等。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李兰娟院士看来，传染病的控制，始终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内容。即使在非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期间，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也是不少的。“所以疾控这支队伍，永远要把它培养好。必须要加强传染病学科的建设，加强传染病人才队伍的建设，传染病重大专项要一直做下去。正是因为有了传染病重大专项，新冠肺炎的毒株才能很快分离出来，基因测序也很快做出来，发病机制研究也很快能跟上。”
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物种级威胁的新型病毒疫情，国外有专家指出，需要更多跨学科研究和新型防疫专家，应该制定覆盖整个物种系统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卫生学科的应对方案。
目前传统的防疫专家包括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决策层，面对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物种级威胁，许多解决方案已超出了疫苗、药品和重症监护的范畴，因此应该将非传统的疫情专家纳入决策圈，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危机管理专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专家、建筑规划师、气象学家、媒体从业者等。从这个趋势看，中国的防疫体系建设更加需要从理念到人才的全方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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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预备役”待命
遭遇未知的危险时，恐惧慌乱是人的自然反应。然而，当一场有可能大范围波及社会的病毒疫情来袭时，要让大众避免过度恐慌，让人心安定、社会依然有秩序，就需要我们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补短板、防疏漏。
受访专家认为，相关部门要把“预防为主”的卫生和健康工作方针落到实处，改变长期以来“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从应急响应、资源准备、媒介素养、公共卫生素养等方面提升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平战结合”加强应急资源储备
我国流行病学家曹广文打过一个比方:如果把疫情看作一头疯牛，早期预防控制流行病是抓牛鼻子，临床治疗是抓牛尾巴。从伤寒、血吸虫病、疟疾、天花到脊髓灰质炎、肝炎，传染病总是来得又快又猛。如果我们放松了警惕，或者抱着侥幸心理，疾病暴发时就会措手不及。
“医疗应急体系上，还有很多漏洞和短板。”浙江某定点收治医院相关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说，即便是高端三甲医院，在疫情来袭时，无论是人员、空间、物资保障，还是科研、理念上，也都暴露出问题。“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不加强、医疗机构应急机制不理顺，以后再来个新的、更烈性的传染病病毒，有三五个城市都像这次武汉的情况一样，怎么办？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会很难想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对防疫物资需求迫切。全国医疗物资的战略储备不足，引发人们紧急在全球抢购医疗应急物资。
“大年三十那天，一直给我们供应防护服、医用口罩等应急防护物资的供应商突然断联了，我们都慌了。”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医学装备部负责人透露，疫情形势刚开始紧张的时候，市面上就买不到口罩了。医院按照常规，在春节前多储备了一个月的医疗物资，但随着收治的疑似患者增多，相关防护物资非常紧缺，医院都慌了。
“当时，长期合作的河南供应商已经被当地管制了，不得向外供应。”该负责人说，他们只能联系其他地方，给全国各地供应商打了100多个电话，挨个要物资，有多少要多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供应商抢了4箱不到200件防护服，紧急运往成都。
受访一线医护人员认为，面对疫情，医院被逼到抢物资的一线，暴露出很大问题。目前医院没有统一、常态化的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像口罩、防护服一般保质期为2年左右，长期储备不现实。其实可以通过补贴等政策，让供应商多生产一些备用，政府有“大库房”，医院有“小库房”，补齐国家储备体系中的短板，提升储备效能。
成都市三医院医学装备部部长郭红鹰建议，国家加强统一调配卫生应急资源。“比如，口罩和防护服，不只医院有，一些学校实验室、科研单位也有储备，在疫情发生后的应急状态下，理顺调配机制，迅速摸清底数，统一指挥调配，把这些防护物资第一时间运到最需要的地方。”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赵德余建议，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产能保障、调度机制、储备体系各个环节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实现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目标，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建设应从小处着手、细处着眼，实现平战结合。”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成都预防医学会会长张建新认为，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校到企业都应建立较完备的应急预案。在常态化演练中要改变过去重“演”轻“练”，变成“汇报表演”的现象，真正达到发现问题与不足的目的，否则应急预案将是一纸空文。
建设“预备役医院”，拓展医疗机构应急收治空间
上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要重视消灭传染性疾病。各级各地都建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但目前来看，这些专科医院不足以应对突发状态下的急性大规模传染病。
“大型医院的传染病医疗应急收治体系必须要建立。”浙江某定点收治医院相关负责人提出，一定要由国家级、大型公立三甲医院来主导疫情的应急收治。什么情况下启动什么级别的应急响应，哪些医院启动，哪些楼要腾出来用，必须要理顺。仅靠现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空间、人才和物资设备、科研学术等方面都满足不了。2003年“非典”以后，基层社区卫生防疫网的漏洞补了不少，但大医院的集中收治还是不行。
1月24日除夕夜，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大型机械加紧施工（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武汉在疫情暴发后，一开始没有几家专科医院做定点收治医院，后来实在没地方收治，才要新建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这位负责人认为，这次疫情中其所负责的医院幸好有1000张床位的新院区，能马上拿出来用。“如果浙江有1万的病人呢?那我们这里也得新造医院。”
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此要像备战一样去对待。赵德余认为，方舱医院已被证明是非常规范且高效的，这提醒我们，在今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和建设中，应考虑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为城市留出灾难应对的物理空间。
把疫情防控的重点医院作为“预备役医院”，类似预备役军队一样，关键时刻就能发挥作用。
在国家层面应该进一步明确突发传染病集中收治医院的应急体系，国家、省级、市级都应有分层次的储备医院，县级定点医院要能做隔离。要有一定的投入和规模来做传染病学科，用应急储备、专项经费来保障空间、设备和人才培养，确保科研和抢救一体化。
提升全民卫生素养，临战“不恐慌”
“比起2003年非典的暴发与舆情处理，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生态和公共卫生素养有了很大变化与进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操慧认为，近些年信息的社交化和公众的理性认知在同时发展与调整，从2003年“非典”到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公众有了足够的包容心和心理适应能力。但我国地区发展很不均衡，面对突发传染疾病，还或多或少存在知识欠缺、经验匮乏、实战演练缺位。
面对网络与新媒体涌现的公众“自我传播，自主传播”，地方和有关部门应对滞后，在媒介素养、科普预防等方面的平时建设上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
张建新指出，各级政府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要防止两个极端的决策和应对模式。一是在疫情或公共卫生事件早期，忽视、漠视预警信息，导致小苗头酿成大疫或突发事件扩大化。二是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暴发后，过度反应，产生人为次生灾害。比如在这次防疫战中，一些地方用雾炮车每天在城市主次干道喷洒“环保酵素”、消毒药水，非但没有必要，还会造成危害大、治理难的化学性环境污染。
3月8日，周甜（左二）与宋曼结束上午的防疫工作后洗手。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这次传染病疫情对老百姓的教训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必须改变不良习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李兰娟说，从传染病防治角度来讲，保持身心健康最重要，要有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无论“非典”还是这次疫情，传染源都来自野生动物，所以要坚决取缔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国家已有的法律要严格执行，老百姓要管住嘴。要有基本的个人卫生习惯，如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小学生就在学的知识；公共场所也要注意卫生安全，爱国卫生运动不能被边缘化；厕所革命、垃圾和污水分类处理，这些措施都非常重要。
公众卫生素养提升方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华认为，卫生素养体现在知道自己应通过何种渠道获取信息，对信息甄别判断，继而运用到对自己健康有利的选择和决策上。这种培养，仅靠“给知识”是不够的，单纯的知识传播，在公众没有遇到健康问题时，即在“不需要”的状态下，效果并不明显，大部分人会把这些信息当成“耳旁风”。
傅华表示，医疗机构、高校、地方疾控部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都应在公共卫生素养提升上担起责任，各司其职又多方联动。例如，医院应注意提高患者的健康素养，病人看病的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医务人员应尽量通过讲解，让患者对疾病有更清楚的认识。基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应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有效的健康教育支持。对专业医护人员来说，平时多做健康教育相关工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来时，表达上也就会更有经验，更能给出直白、易于理解的信息。
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卫健委医疗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马弘建议，针对突发事件的社会心理干预，可以参考联合国《紧急情况下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指南》等文件，尽量做到减少“全民恐慌”。其中包括社会动员、卫生服务、教育、信息传播等部分。在信息传播方面，应该更多地提供紧急救助知识、救援方式、合法权利以及获取有效帮助的渠道等信息。再多的安慰、鼓舞的话语，都不如切实有效的信息能缓解焦虑。(采写记者:俞菀 吴振东 郭敬丹 吴晓颖 董小红 赵琬微)
访谈：日本防灾医院如何系紧安全带
半月谈记者 马剑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湖北武汉,短时间内大量人群涌入各大医院,造成有限的医疗资源“挤兑”严重。今后如何充分发挥医院在城市应急体系中的作用?医疗建筑领域还有哪些短板亟待补齐?
带着相关问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医疗建筑设计与医疗设施规划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颖,她介绍了日本“防灾医院”在城市应急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并对完善方舱医院模式提出若干建议。
半月谈:2004年获得东京大学建筑系博士学位后,您曾在日本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工作,请问日本在城市卫生防疫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周颖:卫生防疫涉及方方面面,将其作为重要的一环纳入城市乃至区域应急体系中,将防疫措施落实到城市与建筑空间里,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日本由于经常发生地震等灾害,在这一领域有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的防灾医院是指当地震等灾害发生时,能有效开展防灾医疗的医疗机构,源自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众多医疗设施难以发挥作用的惨痛教训。现有的公立和民营医院在满足一定条件后都可以申报,经厚生劳动省认证后即可获得相应资格。
半月谈:这些防灾医院如何分布?
周颖:日本有47个都道府县,依据其医疗规划,除北海道和长野县外,各都府县被视为“三次医疗圈”,以此为单位提供先进医疗;各“三次医疗圈”又按照当地的医疗需求分为若干个“二次医疗圈”,以此为单位提供住院医疗服务。原则上,每个“三次医疗圈”至少设立1所基干防灾医院,每个“二次医疗圈”至少设立1所地域防灾医院。
自1996年成立防灾医院以来,截至2019年4月1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共指定了731所防灾医院,包括61所基干防灾医院和670所地域防灾医院,遍布日本全国。平均每所地域防灾医院服务18.8万人,平均每所基干防灾医院服务206.6万人。
防灾医院的核心任务包括开展灾害急救、收治重症患者、储存并提供应急物资与器材、远程搬运患者、接收或派遣医疗救援队等。考虑到受灾时患者数量将大幅增加,防灾医院按照收治5倍于平时门诊急诊患者以及2倍于平时住院患者的容量进行设计。
半月谈:请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一下防灾医院如何系紧城市应急安全带。
周颖:以日本石卷红十字医院为例。2011年3月,东日本发生大地震,海啸将宫城县的石卷红十字医院周围田地全部淹没,医院在设计建造时曾在周围进行填土才幸免于难,作为灾后应急处理医院开始迎来“过载”的应急接诊。这家仅有402张床位的医院利用其宽阔的入口大厅,前3天就成功收治1037名患者。
防灾医院储存了充足的食品、药品、饮用水、医用耗材以及帐篷,一般还设有水井和发电机组,以保证外界水电中断时医院还能独立运行。在停电的两天内,应急发电机一直正常工作。储备的1.6万升发电机燃料3天内使用5000升。医院的下水机能未遭到破坏,容纳3天排水量的排水槽没有使用。
半月谈:除了物资保障,医疗设施“过载”也是灾害来临时需面临的问题。
周颖:说得很对。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此时医院面对的重要问题,而防灾医院在规划设计时就为应急预留了空间。医院草地广场设计时预留应急电源线路,在周边竖起帐篷就能用于临时诊疗、分诊、放置物资等。医院门诊大厅、候诊等区域的墙上配备很多输氧接口、电源接口,可沿着墙安放病床。灾害发生时,会有很多老百姓因为各种原因来医院寻求帮助,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地震两天以后,大量的患者从家里和避难所来到医院取药。为了维持正常运转,这家医院在室外配备7名医生开处方、发放药物。同时还借助面包车设置“移动药房”,为在避难所和家里的老人提供服务,医生入户开方,药剂师随后送药上门。
半月谈: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
周颖:一切从实际出发。日本医院的规划设计，大体上是基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的判断。其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在各个领域尽力践行知行合一、落到实处,医疗设施的结构化、体系化以及精细化就是体现。
我国的医院设计更多偏重于经济和社会效益,容易出现医疗设施“大而全”或“小而全”等情况。
要想充分发挥医院的防疫功能,简单套用日本经验是不够的。我建议将防疫功能纳入我国医院,构筑符合国情的城市应急体系。可在各个省份先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医院进行防灾防疫的试点改造。这些医院之间需要建立统一调度体系,灾害发生后能实现“一盘棋”协作。
半月谈:武汉在疫情期间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用于大量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您是否关注到这一现象?
周颖:方舱医院可以视为我国在防疫医疗设施领域的创举。据我的观察,方舱医院的室内环境似乎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比如,方舱医院内部的空气质量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建议充分利用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现有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在床头隔板下部增设通往每个病床的新风管,采用置换通风的方式,就可以有效促进方舱医院内的空气流动,从而使每个病人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下送上排”的置换通风是日本病室中普遍采用的空调方式。具体来说,将比室内空气低2至3摄氏度的新鲜空气,从接近地面的送风口缓缓地送到室内各个病床附近,在送风及室内热源形成的上升气流的共同作用下,将热浊空气提升至顶部排出。这种方式比较节能,可以避免空调冷凝水造成二次污染,低风速、低噪音的环境也有利于患者休息。
半月谈:在您看来,方舱医院的运行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周颖:日本的实践经验表明,规范医护人员接触环节可有效减少院内感染。例如,认真洗手,及时将带有病毒或细菌的废弃物放入垃圾袋。日本在病室内和护士站内都普遍设置了医护用洗手池;有些医院甚至在病区走廊上也设有洗手池和垃圾箱,以方便医护人员随时随地洗手扔垃圾。
在方舱医院不妨考虑为医护人员配备移动护理车,放置免洗手消毒液和垃圾袋,应该也能取得一些效果。（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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