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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实战暴露三大短板

2020-04-15 09:59
来源:半月谈网

手段工具“花架子”,关键时刻“掉链子”

数字治理实战暴露三大短板

半月谈记者 吴帅帅

面对汹汹疫情,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WIFI指纹等技术综合运用的精准防控,在确保严控疫情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对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让数字治理进一步发挥效力、释放潜力,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实践。

“智慧村务”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 徐昱 

数字治理表现难如人意

为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近年来各地加大了智慧城市硬件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以数字政务为代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422个城市,涵盖1000多项服务,累计服务民众达9亿人次。

但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防疫期间一些地方智慧城市并不智能,政务服务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弱,涉及城市管理、服务的智能化体验更是糟糕。

疫情发生后,东部某城市开通了在线口罩免费申领服务,应该说,这本是一项人性化的便民服务,实际效果却难如人意。

该市市民张女士表示,为了抢口罩自己守着点紧盯手机,但是刚开始两次登录,系统都显示错误。“连续抢了三四天,一开始始终登录不上,没过两分钟口罩又领光了,感觉根本抢不到。”

与此同时,智能管理末端许多基层干部也表示科技对工作支撑力有限,对许多并不智能的应用叫苦不迭。

在东部省份某小区,由于防控疫情,小区出入进行管理,居民填写相关信息后,发放纸质出入证明或者通行卡。填表、检查身份证、房产证、发出入卡……半月谈记者看到,不少群众排起长队等待办理、领取证明。居民手中的纸质证明和门口新设立的人脸识别门禁形成鲜明对比。

受访社区工作者普遍表示,由于前期住户信息搜集不准确,加上目前工作人员手机端App没有相应数据录入模块,不得不采用填表这样的老办法。

实际上,在大数据精准定位人群后,许多村庄、社区,基层干部还是不得不启用“土办法”,例如对居家隔离户只能采取24小时轮班“盯梢”,传递信息还是得靠打电话、“扫楼”。

“因为有些应用模块是固定的,平时上报的信息选项没有体温这样的选项。”一名基层干部说,“下指令可以通过短信等,但反馈就困难了。个人信息、体温等填写都是靠人工手写,整理完了再录入电脑,最后通过邮箱等手段上报。”

此外,一些地区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政务信息化后,数据孤岛却依然存在:“各部门数据不打通,只能多头上报”“信息化反而增加了一道信息录入的工作”……

暴露三大短板

针对数字城市实战能力,受访专家表示背后暴露出的是数字化转型缺乏系统性、日常积累不足、治理理念落后等三大短板。

一是数字化转型缺乏体系性。近年来,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许多创新、探索没有打破部门藩篱,仍是内部“单打独斗”缺乏统筹。

有专家表示,数字治理应该是一个包含各种“组织”“器官”的有机体概念: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市场主体数字化服务、社会组织数字化协同参与等,提升日常治理能力同时,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说,人民群众逐渐融入数字化生活,全方位的数字化使得防控措施得以落实做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数字政务服务、城市配送服务、网约车等,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如何开展大规模的居家隔离。

二是重事后管控、轻事前积累。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表示,数字治理重事后处置,轻事前积累、研判。“比如一些日常社会治理中,价值密度高的数据缺乏系统分析和利用。”

吕孝礼说,譬如110报警信息、12345市长热线信息等,这些数据看似对疫情防控关联性不大,但最能反映基层治理弱点、盲点,如果有相关积累和研判,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就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置。

三是理念更新落后于设施建设,软硬件不适配。部分地区虽然已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巨大,但领导干部、行政执法者的治理观念更新远远落后于硬件建设。不少干部思维仍存在“管控意识强、治理意识弱”“管理意识强、服务意识弱”的通病。

数字治理需要“形神兼备”

受访专家表示,实现数字治理升级,不仅有赖底层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组织形式与治理理念、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转变以实现“形神兼备”。

首先是提升数字治理系统性。阿里云智能城市大脑首席架构师张琪伟表示,城市大脑部分应用已在20余个海内外城市落地,从“治堵之计”到“治城之策”背后体现的是数据作为驱动要素,从工具到系统的变化。

钉钉相关技术负责人表示,加强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技术平台(“城市大脑”等底层架构)、管理部门(数据资源管理局)、用户体系(公务人员在线化)、数据积累等(部门间数据调用、共享),并提升应急开发、应急响应的技术保障能力,短时间内可以建立、开发有针对性的数据模型和治理应用。

例如一些省市近年来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大数据管理部门,作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数据中枢。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蒋汝忠表示,大数据局并不提供产品,而是起到一个数据交互中枢作用,为其他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其次是转变治理思路。城市管理者宜从根本改变治理模式和思路,以数字治理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吕孝礼等专家建议,针对目前底层数据积累等问题,推动数据研判、分析前置,改变数据层层上报的单一模式。在上报同时,可以通过在不同层级、结点,设置数据分析岗位,实现对城市数据分析的分层化、精准化,从而推动整体治理的精细化。

东部省会城市公安系统某领导干部表示,实际上,“大数据要做的恰恰是小事情”:通过情况摸排,发现社会治理的薄弱点、隐患点,事前未雨绸缪,事中快速响应。

第三是将数字治理建设成果纳入绩效管理。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表示,数字治理投入并非拍脑袋、凑热闹,要将政府数字化转型等项目纳入绩效管理,搞好评价和反馈,防止项目成为“花架子”。(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7期)

责任编辑: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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