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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恢复高考40年法学教育之变

2017-06-08 09:16 作者:陈霄 来源:法治周末 编辑: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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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级法律系的同学最近特别忙:媒体邀约不断。

 
  40年前,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科生,他们进入了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法学院系,成为天之骄子。
 
  40年后,他们中的许多名字,在中国的法律界熠熠生辉。
 
  显然,今时不同往日,法学已是中国高校里设置最广泛的专业,最保守的数据显示,全国600多所高校里的法学院系每年输送的法科毕业生达10万人之众。
 
  不过,法学教育向何处去之问,仍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仅有的193名法科生
 
  从广播里听到自己被北京大学录取的那个上午,22岁的何勤华还在乡里的工地上拿着铁锹挖河泥。
 
  与其他后来成为法学家的高考生一样,法律并不是何勤华的第一志愿:“因为十年‘文革’中我们就没有接触过法律,当时内心对法律专业一片茫然。”
 
  数百公里之外,同样怀揣着攻读中文系梦想的吴汉东被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录取,多年后这位知识产权法专家引述别人的话感慨这一阴差阳错:“幸好中文系没有录取我,否则世界多了一个平庸的文学家,少了一个有作为的法学学者。”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27岁的吴汉东正在湖北省襄阳县峪山公社“抓革命、促生产”。
 
  徐卫东可能是77级法科生中少数将法律作为志愿专业的考生之一,当时他所工作的吉林省镇南种羊场农业队的书记帮他挑选了这一专业,加之父亲曾在吉林省长春市司法局工作的经历,促使他下决心选政法。不过,他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其实当时没有明确的专业思想,理想抱负是很模糊的。
 
  多年之后何勤华才知道,他们是当年全国仅有的3所高校招收的法律专业科班生,被他称为“中国最大的班”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有83人,吉林大学60人,湖北财经学院50人,他是1/193。
 
  高考前正担任被家人看好前途的乡团委书记,何勤华入学后在班级花名册上看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名字,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哪个是李克强?对方说:我就是。除了边走路边背英语,这是何勤华对同班同学李克强的最深印象之一。
 
  在何勤华后来的回忆中,勤奋刻苦是当时班上许多同学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这种努力在十数年后便演化为传奇:北大法律系77级的名单里,出现了大国总理李克强、行政法学家姜明安、民法学家郭明瑞、刑法学家陈兴良这样如雷贯耳的名字……
 
  作为班长的吴汉东后来则将外界称誉的“中国法学第一班”视为“法学大家的摇篮”,他的同班同学里,有民法学家王利明、国际法学家黄进等:“勤奋是这个班的班风,这大概是我们最后都能有所成就的根本原因。”
 
  “40年是个大日子,恢复高考对于国家是大事,对于我们,改变了命运。”吉林大学法学院77级校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鸿钧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40年法学教育之剧变
 
  40年前,邓小平作出恢复高考这个重大决定之时,全国仅有3所高校招收法律专业,确切地说,是“两所半法律系”。
 
  事实上,当时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法律系没有被撤销,湖北财经学院只是设置了法律教研室,保留了部分师资。不过,1978年,湖北财经学院设立法律系时,全系已有90多名专任教师,这可能是当时师资最强大的法律系。
 
  吉林大学法律系作为文革期间3所未被撤销建制的大学法律系之一,徐卫东记得,早在1970年就开始培训在职政法干部,调离与下乡的老师陆续归队,形成了精干的教学团队与科研力量,四十几位教师中一批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原东北人民大学的骨干师资。
 
  何勤华回忆的则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的北大法律系当时规模很小,全校排名倒数第二,师资力量偏弱,地位也偏低,“专业排序叨陪末座”。
 
  其实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学专业都只有所谓“五院四系”,前者指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前身即湖北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后者即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舒国滢曾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当时“四系”每届总共招400多人,“五院”也不过2000人,那时候每年全国法学本科招生不到2500人。
 
  如今,这个数字甚至不及一所政法院校的招生量。
 
  何勤华感慨40年来法学教育的变化,第一感觉就是招生规模大大扩张了,每年法学本科和硕士招生已经超过13万人。层次也提高了,原来只是本科甚至是专科,现在本科硕士博士都数量不少。
 
  77级法科生后来不少人留在法学教育一线,何勤华后来出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出任中南政法大学校长,徐卫东出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黄进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等。
 
  “现在法学教育理念更加多元,人才也多元化,每年法科毕业生真正从事法律行业的不到10%。”何勤华认为,几十年来的变化还体现在法律教育越来越国际化、硬件软件措施更丰富、科研条件越来越好。
 
  在校学习时连教材都没有是那代人的集体记忆,徐卫东至今犹记,老师用腊纸打出来的油印课本上那股被学生们称为书香的油墨味道;而何勤华上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时对沈宗灵老师讲课的逐字记录是全班最齐全的听课笔记。
 
  “可以说,新时期国家制度的需求在根本上催动了法学的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需要法律制度的跟进……大量的立法需要学术的支持,这使法律专业逐渐成为热门专业,国家需要有研究和实施法律的人才。这种需求急需相对稳定的职业法律人队伍。所以也带来人数的巨大扩张。”舒国滢说。
 
  精英教育VS通识教育
 
  在急剧扩张的招生规模之下,法科生的就业问题也凸显。
 
  知名研究机构麦可思每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法学专业连续6年被列入预警榜,就业率甚至连续几年都在倒数榜单的三甲徘徊。
 
  “我们的法学教育培养出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个很不正常的现象。”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在校庆六十周年时对法治周末记者的感慨,是法学界许多学者的同感。
 
  此前负责起草“法学专业类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教授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30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的最显著特征体现为规模急剧扩张,法学院(专业)数量节节攀升:“法学教育本应是精英教育,却弄成了大众教育,过分膨胀的低水平法学教育,无法培养出推动法治进程需要的法律人才。”
 
  江平也持相同看法:法学教育应该是精英教育,培养的应当是数量相对比较少的精英人才,而非像现在一样,培养的是数量非常多的、带有一种普及型的人才。“600多所院校一窝蜂般培养大批的法学生。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不过,掌舵华东政法大学16年的校长何勤华并不这么认为:“精英教育在中国走不通。”他斩钉截铁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何勤华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后来又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父母望子成龙,并不具备推行精英教育的土壤。更重要的是,法律纠纷多发,精英教育会导致人才培养跟不上,像日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将法律作为一种通识教育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法律素养。
 
  77级少而精的法科生中后来出现了比例极高的成功者,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模式不可复制。
 
  “当时‘文革’之后,公检法司人才奇缺,毕业生绝大多数充实到司法第一线,法治建设百废待兴,发展空间很大,思想也比较解放,容易取得成就。”在何勤华看来,他们那些当时积压了十来年的学生重拾读书机会,积极性和努力度都非今可比,“总之,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一样了。”(记者 陈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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