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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磊(化名)打开店铺的门锁时，已是上午10点半，明晃晃的阳光倾洒在居民区的老砖墙上。
街道安静，看不出夜晚喧嚣的痕迹，只不时有几个买菜、遛狗的老人缓缓经过。
“现在顾客不多了，我们也不用每天按时按点儿地过来。”懒洋洋地伸了伸胳膊，徐磊开始整理起货架上的DVD光盘。
他的店铺正位于北京市三里屯“脏街”42号居民楼的一侧。
两个月前，北京市朝阳城管三里屯执法队对42号楼进行了“开墙打洞”及私搭乱建的整治工作。
徐磊店铺临街的一面被封堵住，安上了铁栏杆。如今看上去和一般住家别无二致。
所谓“开墙打洞”，是指居民楼底层“由居改商”的现象，往往会伴随着违章建筑向街面公共空间的延伸。
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城市街区里变得相当普遍。
去年年底，北京市各区开始集中整治“开墙打洞”工作，目的在于排除建筑物安全隐患、解决交通秩序拥堵及消防通道占用等问题。
在这次的整治行动中，42号居民楼一共33家沿街商户被整顿，拆除面积达1000平方米。
“现在基本只有熟客才会摸到反面的单元入口走进来。”没有生意时，徐磊常会靠在店铺的沙发里发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几年前光盘生意就不好做了，这次正好让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彻底转行。”
而之所以现在还在坚持，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脏街”。
徐磊说，在这里肆意过的年轻人，都知道它曾是三里屯的灵魂。
“作古”
这条地图上没有名字，导航叫“未知道路”，三里屯街道办称作同里地区42号楼的狭窄小街，位于北京夜生活的胜地三里屯，连接着三里屯42号居民楼、同里大厦及3.3服装大厦的底商。
“脏街”，是人们给它取的绰号，因街道脏乱吵而得名。
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这里叫作“后街”，也有常年混迹于此的“老外”称它是back street。
短短200米长的小巷子里，汇集了各种廉价的酒水、餐食以及售卖烟酒、烧烤和麻辣烫的流动摊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它一街之隔的太古里。
这个大型开放式购物中心，是北京时尚与潮流的聚集地。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广场上一个26.9米宽、7.7米高的LED屏幕，循环播放着不同广告和商场宣传片。
“脏街”与太古里毗邻而居、相安无事，分别占领着三里屯的白天和黑夜。
“这里(“脏街”)像是一个‘野生空间’。生机勃勃，充满了市井里的烟火气。”徐磊喜欢这样形容“脏街”，“暖和、接地气。”
42号居民楼是这条“脏街”的核心。
因为所处位置优越，又有着较为低廉的租金，它几乎被各类商铺所占据。
徐磊回忆，在“脏街”发展最巅峰的时候，这栋7个单元的居民楼里聚集了11家餐馆、2家咖啡馆、5家酒吧、2家炸鸡排店、5家文身店、3家服饰店、4家美甲店、4家小卖部、2家DVD商店、1家塔罗牌占卜店和1家裁缝店。
谁也不曾想到，整治行动来得如此迅疾又悄无声息。
“一下子感觉那几年生活的记忆被铲平了。”徐磊说，“脏街”脏不脏他说不上来，“但它和中国无数条有着隐秘生活气息的街道一样，白天正襟危坐，晚上就变成了一条趴在路边的狗，邋遢却友善，不嫌弃任何人。”
如今，整治过后的“脏街”42号居民楼前被栽种上了鲜花和绿植。
“有些店铺转入了室内，像我们;有的则彻底消失了。”徐磊说，“也有打游击的。”
他曾看见隔壁小卖部的老板在城管执法人员撤离后，继续推着板车在街边摆摊，“铁窗”里的老板娘用一根绳子和一个能滑动的塑料筐不断给丈夫补给货物。
“办法古老得像是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徐磊调侃道。
往事
上世纪80年代，正是42号居民楼在三里屯“安家落户”的年代。
当时，这座呈L形的红砖居民楼，其朴素的外貌和三里屯地区的其他居民楼毫无差异。
唯显特殊的是，由于当时初建成的几座外交公寓，这里逐渐成为了驻华外交人员和外国人聚居、购物的重要社区。
直到1995年，用一张纸条留下自己的姓名与传呼机号码的刘波(化名)，顺利和临街商铺的房主租下了一间房间，并装修成酒吧，三里屯才渐渐开启了它的夜生活时代。
“这是三里屯的第一家酒吧。”刘波回忆说，那时的北京还有着慢生活的空间，“人们会来三里屯喝着扎啤看夕阳，浪漫又美好。”
此后，一连串北京具有先锋精神的酒吧：白房子、隐蔽的树、芥末坊、swing一一在三里屯驻扎下来。
“先锋”的国人也开始闯入。
诗人大仙与何勇、崔健、石康等人并称为“三里屯十八好汉”。
“那时候的三里屯聚拢了一批向往西方文化的年轻人。”刘波说，每到傍晚，爵士、民谣、电音等各式各样的音乐声，就会从风格迥异的酒吧里飘出来，“几块钱买一瓶酒，就可以在‘脏街’的各种酒吧串场、跳舞。天亮时，精神劲头依然很足的就会相约去天安门看升旗。”
彼时，“脏街”还没有成为“脏街”。
“街里只有一家麻辣烫。”在刘波的记忆里，那时的“太古里”还是一片6层的居民楼，小街也干净整洁，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从酒吧窜到街口的小店吃烧烤。“真正热闹起来是在十年前。”
高飞(化名)正是赶上热闹的先行者之一。
2006年，他租下了42号居民楼一间半地下的房间，作为酒吧开始营业。
“那时街上人流还不算多。”但高飞准确地预测到了它未来的繁荣，“南北两边都在建商场，建成之后自然会热闹起来。”
初时，和“脏街”里的其他商家一样，高飞的生意并不红火。
为了多挣钱，他每天下午4点都会在店门口支起炸炉，炸香肠、炸热狗，卖给附近放学回家的孩子们。
比高飞早几个月来到“脏街”的是徐磊。
本是做服装生意的徐磊2004年就租下了居民楼的房子居住。由于热爱电影，他在隆福寺的服装摊位也是一半卖服装，一半卖光盘。
隆福寺是北京早年间一个青年亚文化的集中地，徐磊的电影光盘在那里常常卖到脱销。
为了能够就近照看生意，瞄准了商机的徐磊便和42号居民楼的房东商量，把出租房开墙打洞，专门售卖DVD。
2005年，在度过了一段寂寥的时期后，随着同里大厦和3.3服装大厦的相继开业，“脏街”开始有了些人气，高飞和徐磊的店铺也绽放出生机。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几十张(光盘)。”生意差，徐磊也不会着急，“邀来隔壁的邻居，就能窝在店里看上一天(电影)。”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脏街”的商家们看似各忙各的，其实互相都认识，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有好多甚至是从隆福寺开始就在一起打拼的兄弟。”
此后，北京青年亚文化的聚点，也慢慢随着这批迁徙者，从西单、隆福寺向东挪移到了三里屯。而“脏街”，也逐渐成为了三里屯的符号和缩影。
生长
2008年，太古里开业。
这是一个投资额约48亿元人民币的商业地产项目，分为南区和北区，总占地面积约5.3万平方米，共有约300家商铺。
街区化的、开放式的购物中心带来了汹涌的人潮。
“脏街”开始如高飞所料，各家生意都红火了起来。42号居民楼二层以下的住宅全都变成了商铺。
更多更为小众的店铺也在“脏街”落脚，比如，一家叫“窝塔罗”的塔罗牌占卜店。
这家2013年来到“脏街”的小店，和42号楼里的一间美甲店共用一个门脸。
“我们的客人80%都是女性，跟做美甲的是同一人群。”占卜师梅梅(化名)介绍道。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高飞的店铺也曾开“满”了整条街道。
“酒吧、日式料理店，再算上对外合作的面馆和小吃铺，一共6个。”而高飞，也成为后街上知名的“二房东”。
那是高飞和徐磊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街里挤满了各个国家的人。“大家挤在一起喝酒拍照，没有代沟，无话不谈。”
然而，以太古地产为首的地产商的出现，改变了三里屯的商业格局。
“租金至少翻了一倍。”高飞坦言，“酒吧的租金涨到了36万元(一年)，营业额根本赶不上租金。”
此后，三里屯的酒吧几乎只剩下两种：一种以低价取胜，一种注重格调。
“在‘脏街’的奶茶店可以花8元买到的一杯青提汁，在相临的太古里要49元。”徐磊说。
而原本风格迥异的几家酒吧也几乎变成一个模样。
“没有人愿意错过一丁点商机，而复制是最简单的方式。”徐磊表示，从“脏街”的街头走到街尾，能有四五家炸鸡排的店铺。“这里可以让人迅速找到同类，也能把另一部分人消磨成同一个样子，人们不可避免地在这里被同化。”
“脏街”的传奇色彩也开始初现颓败。
疯狂
“因为是‘野生’，管理主体不明确，发展又缺乏引导，难免进入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常年混迹于“脏街”的建筑师林森(化名)眼中，“脏街”生机勃勃，却也脆弱不堪，和他所追踪的数个“野生空间”一样，“都会历经孕育、生长、极盛和衰落的状态。”
2006年年初到“脏街”时，林森觉得小街虽市井却不杂乱。
“麻辣烫店楼上是卖服装的，文身店楼下是卖光盘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在酒吧里摇晃着酒杯，两米开外的路边摊上贩卖着烧烤……”林森说，这种混杂着时尚与粗鄙、本土与国际的画面，像是Photoshop里才能完成的拼接。
这个奇妙的场景，让建筑系出身的林森产生了把它画下来的冲动。
“可我的记录速度，远远赶不上店铺的变化速度。”林森无奈地表示。
2008年的一天，他突然发现42号居民楼的楼上多出了一家经营越南河粉的餐厅，还搭建了一片伸出楼沿的露天平台。
老板告诉他，这是快速扩张的结果。
这家河粉店的老板同时也是楼下墨西哥快餐店的负责人。“因为墨西哥快餐店的生意实在太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他就决定租下楼上的房间同时来做快餐河粉。”在林森的记忆里，露天平台几乎是一夜之间搭建起来的。“他们趁着晚上没人架起了框架，等到城管第二天发现，已经是既成事实。”
2013年，林森所绘制的图册《一点儿北京之三里屯》出版。
他用轴测图(一种空间投影视图，纵深的投射不会向灭点收缩，而是保持平行——记者注)的方式，展示了“脏街”隐藏在42号楼建筑中的店铺以及周边的街景。
而在观察和记录的同时，林森也看到了“脏街”一步步朝着“疯狂”和“失控”的方向发展着。
“由于人气的增长，麻辣烫和烤肉串的流动小贩开始进入街道，污水和红油满地横流。”林森直言，各家餐饮店铺私搭出来的门脸、户外用餐区不断疯狂蚕食着中间的通道，行人和机动车常被阻塞在中间，在污秽中前后不得动弹。
在林森日复一日的担忧里，“脏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脏街”，并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不断“膨胀”着。
林森开始有些厌倦了街道无休止的喧闹。
2016年夏天，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做例行拍摄记录时，发现42号居民楼顶上长出了一个金色的皇冠。
“那是一个开在顶层的理发店，在自己的头上加了个霓虹灯牌。”林森说，那个耀眼的皇冠仿佛是“脏街”盛极而衰的标志，也仿佛是末日来临前最后的狂欢。
整治
终于，2017年4月24日，“脏街”的整治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这对徐磊、高飞以及曾经或正在游荡于此的年轻人们是个晴天霹雳。不断有网友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悼念“脏街”的“离开”。
在徐磊看来，“脏街”像是新三里屯的时代背景下，保留下来的老三里屯。
“是一笔提不上门面的遗产，却能带给人们最真实的感受，如同一杯便宜又直接的烈酒。”徐磊说，没有了“脏街”，没有了麻辣烫、烧烤摊和路边的小酒吧，三里屯已经正式变成了另一个让人感到乏味的东三环大型购物广场。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不少不堪其扰的“脏街”居民却纷纷拍手称快。
司琪(化名)便是其中之一。她是42号居民楼里为数不多的“原住民”。
据当地户籍部门统计，因为噪音扰民等问题，42号楼原本的住户只剩下了3家，不少住户将房外租，住到别处躲避噪音。
而司琪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和自己上、下班，迟迟没有搬离“脏街”。
但与便利紧密相接的，是她家里越来越难忍受的噪音，以及楼下饭馆炒菜炝锅和厨余垃圾产生的污浊气体。
“推开窗户往下看就是密密麻麻的电线，还有层层叠叠的店铺。”司琪说，“而且整条街上都没有公共厕所，总有人在你窗口底下大、小便和呕吐。”
面对苦不堪言的居民，三里屯街道也曾有过一系列整治措施。但结果都不甚理想。
“我们曾经让城管搬着椅子坐在‘脏街’入口，看住小商贩，可总不能天天值通宵吧?城管一走，他们就又来了。”“脏街”的治理一直让三里屯街道的工作人员很是头痛。“那些私搭乱建的商户，你让他整改，他就叫板说为什么别人可以他不可以。但有的商户确实由于历史原因，还能拿出社区的占地证明。”
2013年，三里屯街道曾设想在42号居民楼前竖起一堵3米的高墙，将居民楼和外部商业隔离开来。
“这相当于把我们这些楼里的商铺封死在里面，让我们慢慢死掉。”高飞回忆说。
为了存活，高飞彼时发动了20多家商户成立了“酒吧协会”。
他们向街道提交了一个文字的协议，并附带一张一米多长的自我整顿效果图。“包括店铺几点关门、招牌怎么摆设、油污如何排放。”高飞说。
提议通过了，整治决定也不了了之。
但“脏街”的秩序却并未因此好转，“过了风口浪尖，许多商户就恢复了本来面貌。”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直到去年年末，北京市政府决定全面、系统整治全北京的“开墙打洞”。
“脏街”最终还是走向了“死亡”。
“这条街起起伏伏的命运让人思考，为什么有人对它无比怀念，有的人又对它充满愤恨、想要离开。”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脏街”被整治的消息后，林森感慨了很久，“这条街其实提供了一种城市形态的可能性，如果早在恰当的时候平衡好各方利益进行有效治理，它是否还有机会维持它本来活力的状态、成为一条好的街道?”
整治之后，高飞的酒吧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而徐磊的光盘店也再鲜少被问津。
“等装上围栏，恢复到住宅的原样，他们可能真的要关门了。”正在“脏街”拆除违规建筑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去年9月就开始加入了北京整治“开墙打洞”行动，工期已经安排到了今年年底。
而此次整治行动，只是“脏街”从混乱走向规范与有序的开始。
“整治只是从建筑风貌上恢复住宅楼的外立面，下一步的行动则是对经营者的工商执照进行检查，无照经营者、经营内容不符合经营范围规定者将继续被清出。”三里屯街道工作人员解释道。
晚上离开店铺时，徐磊走得很慢。沿街搭建的店面没有了，曾经和朋友聚会的小酒吧也不复存在，墙壁刷上了严肃的白色，“像是拔掉牙齿的牙床，光秃秃的，异常整齐”。
这条曾经见证了一代中国年轻人与世界最早发生联系、又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后来者趋之若鹜的小街始终沉默着，旁观了几代人的迷惘与梦想、留下或离开……
街上偶有人走动，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记者 张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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