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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军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共青团将通过媒体和各组织开展教育，帮助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联合社会青年组织多开展便于青年交往的活动，并协调和推动司法部门来规范婚介服务，打击虚假欺骗行为，从而帮助青年人找到合适伴侣。
网友随即欢乐地炸开了锅。在一众调侃国家终于开始关心“单身狗”的论调之外，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团中央的这次发声其实是在落实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在这样一份重要顶层设计中，“青年婚恋”被专门列为要解决的十大问题之一，其分量可想而知。
通常只是用来自嘲的“单身狗”问题，为何瞬间成了国家大事?
最汹涌单身潮来袭
2007年，“剩女”成为教育部公布的当年171个汉语新词之一。10年后的眼下，“单身”的情况变得更为显著。
据民政部统计，全国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单身独居群体日益庞大。这近2亿的单身人口中，男女比例存在失调。
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2000年开展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仅有0.92%未婚。10年间，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显著增多。有不少中国单身女性认为，不结婚也很幸福。
通常认为，我国经历过4次“单身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首部《婚姻法》带来了全国的离婚潮;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为了返城纷纷离婚，引发了第二次单身潮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为第三次单身潮;当下，随着“全国单身人口近2亿”这个数据的披露，媒体遂认为，第四次单身潮已显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桂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其实真正的“独身主义者”并不多，这次单身潮的主要成因在于适龄人群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我为主”，更加追求个人生活享受;同时，社会和家庭对这种观念的宽容度提升，“以我为主”的可实现度也提高了。人们开始更加追求婚姻质量，以前还可能“将就”，现在宁愿不结婚也不再“将就”;另外，结婚成本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次单身潮的涉及面广：城乡皆有，以城市为主。以前单身现象可能只涉及部分人群，现在人群多样化了。因为总人口基数特别是同年龄人群规模增大了，因此单身人群的规模也显著增加。最为关键的是，以前的单身现象多为被动形成，现在以主动选择为主;因而解决难度比较大。
这种“以我为主”“主动选择”的单身人士的增加，很显著的影响就是带动了“单身经济”“单身文化”。
2009年“双十一”电商购物节的出现，可以算是“单身经济”在中国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个标志。而早在2001年，英国著名周刊《经济学人》上就出现了“单身女性经济”概念：“她们是广告业、出版业、娱乐业和媒体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独身而且收入不菲，她们是最理想的顾客。与其他阶层相比，她们更有花钱的激情和冲动，只要东西够时髦、够奇趣，她们就会一掷千金。”
单身经济，显然不只涵括女性。在当下，无论衣食住行、娱乐、社交、“充电”、养老，单身男女都开始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俨然形成了一条单身产业链，从单人家居用品、一人餐、单身游，到精品化小户型住宅，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单身一族的消费结构与以家庭为主体的消费结构显然有所不同。有统计资料表明，单身族的储蓄倾向要明显低于家庭，相反边际消费的倾向却要远高于家庭。分析发现，单身人士当中，不经考虑就购买奢侈品的占28.6%;16%的人至少每周去一次酒吧、KTV等夜生活场所;31.6%的人每月的最大开销为自我娱乐消费或聚会等社交消费，为未来储蓄保险的只有5.4%。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示：单身人群的消费特点，一个是更加年轻化，另一个是对创新、时尚类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他们的消费热点包括食品消费、时尚消费等等，像手机、无人机这样的科技产品也包括在内。
有没有想过，24小时便利店里只需要在微波炉里加热几分钟就可以吃的盒饭、电商网站热销的各大品牌的零食，都可能是商家专门针对单身人群开发的?
个人选择还是国家大事
既然单身可以是个人的主动选择，也带来了新的经济文化业态，那么为什么国家还要这么操心让单身男女脱单，而不是放任他们“一个人优雅地老去”?
单身潮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晚婚化和少子化。除了前述全国人口普查的呈现，以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为例，更近一些年份，且采用追踪调查的数据也可以提供另一视角：2017年6月初，复旦大学发布了“80后的世界”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结果。此项调查历时8年，先后于2012年开展1次基线调查，2014年、2016年开展2次追踪调查，入户访问近1200户上海地区“80后”家庭。调查显示：上海“80后”中，30岁至34岁受调查人群中从未结婚的比例已上升至男性19.2%、女性12.5%。
“与欧美等地区相比，我国的终生单身率尽管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但总体而言还并不高。”上述调查团队成员之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沈可告诉《新民周刊》。她说，这意味着我国这些在适婚年龄段未婚的人群，大多数在将来的时间里还是会结婚。但她同时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社会文化以及法规政策中，婚姻与生育是紧密相连的，非婚生子是少数，大多数人不结婚就不会生育。那么晚婚必然对一段时间内的人口生育数量造成影响。
即使是结了婚，现在年轻父母的生育愿望也不高。上述调查表明：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从全国而言，近年来普遍二孩政策的落实后，我国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左右，但国际上公认2.1的总和生育率才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少子化加剧着老龄化。国家卫计委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7.8%，这将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的压力。
少子化盛行、老龄化加剧，长久而言，是事关国家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人才资源储备乃至竞争力的大问题，这已经是经济、社会、人口等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识。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推算的“中国有后发优势，经济还有十多年8%增长的潜力”，但是现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而是进入“新常态”，这与青壮年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几乎都与人口红利有关。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可利用产业升级，用“中国智造”护驾“中国制造”;但必须认识到的现实是，无论“制造”还是“智造”，都依赖于青壮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如果生育率不能提升，人口持续老龄化乃至最终减少，上述蓝图的实现将面临严峻挑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目前我国面临的单身潮并不只是“高雅的自主选择”，底层单身者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面。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在他的《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一书中这样描述这种两极分化的单身趋势：“因贫富分化，中国单身现在出现了剧烈的分层，高层单身出于主动选择，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正常’生活方式;底层单身则主要是迫于物质和身份限制，比如疾病、贫穷，这是永远沉淀在社会底部的现象。”底层单身群体产生性侵、嫖娼、情杀、骗婚、贩卖人口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几率要高于一般群体，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不可忽视。
即使回到个人、家庭的角度，婚姻的“保护伞”作用也得到了调查的证实。前述复旦大学“80后的世界”调查表明，“80后”已婚群体的心理健康指标更优，不健康的饮食起居行为更少，抑郁和幸福感的均值都优于未婚以及离婚丧偶群体。
王桂新和沈可都指出，尽管关于婚姻家庭的文化传统迥异，但世界许多国家目前都面临着“单身潮”带来的影响，而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明显：在法国，每三户人家就有一户是单身;德国柏林的独身人口达到54%;日本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韩国也于不久前宣布进入“单身全盛时代”。
单身对中国造成的各方面影响，也正在这些国家发生着效应。“单身影响世界”，并不只是一句调侃。
与“单身”和谐相处
单身已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那么，如何应对?
在王桂新看来，国家和社会在积极解决单身问题的同时，也要尊重个人选择，包容这一现象，不要把这一问题无限放大，避免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他认为，“单身”可能会成为“新常态”，所以一定要从包容对待，到逐步适应常态化。
沈可表示，晚婚、单身现象的提升，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例如，“80后的世界”调查显示，上海的“80后”婚姻中，学历男强女弱的现象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妻子受教育年限与丈夫相当或更高的婚姻已占83%。“女性不再依附于比自己学历和地位更高的男性，而认为个人生涯发展的重要性更强，从而推迟结婚年龄，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从社会和国家层面而言，单身并非全然那样可怕。
王桂新还提出，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婚姻和生育捆绑在了一起，但基于现实，法律和政策上应当作些改革，让未婚生育子女与婚内生育子女在各个方面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他认为，这样虽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单身问题，但却能减小传统意义上的单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回过头来看看引爆网络热点的团中央的表态。其实，中央出台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针对青年婚恋问题的干货并不少。
规划中，“青年婚恋”问题列在第四位。发展措施包括：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开展青年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保障青年在孕期、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的法定权益。
细节表述中，有很多新的提法，比如: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鲜明抵制负面的婚恋观念;打造一批诚信度较高的青年交友信息平台;加大对性知识的普及力度，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性健康课程，等等。此外，规划还明确提到，在青年中加强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沈可建议，政府不妨从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着手来鼓励婚姻和生育。
比如，在中国当下的情况，如果没有父辈老人的帮助，年轻父母是很难既保持工作，又独立抚养0-3岁的孩子的;女性如果做全职妈妈，对职业发展的影响过大。这让不少年轻人即使结婚，也在生育上再三犹豫。如果政府能规划和提倡发展针对0-3岁孩子的规范托幼机构，不仅让夫妻省去了生育之后的后顾之忧，也减轻了老人的负担。另外，像广泛设置母婴室这样服务生育的细节考量如能落实得更为彻底，才能真正让人们乐于生育。
再如，从福利保障上来说，产假可以再延长以及更加灵活。新加坡有针对父亲的产假;瑞典的产假总长达52周，而且可以在夫妻之间灵活分配，谁愿意更多耗费时间来照顾孩子，就可以申请总假期里更多的时间，这也有效促进了男女平等。
沈可说，像瑞典这样的产假政策，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一蹴而就，但可以在遵循其宗旨的前提下，逐步推进。（记者|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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