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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死与生之间,他们是“摆渡人”

2017-06-19 09:07 作者:曹斯 来源:南方日报 编辑: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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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器官捐献协调员能“起死回生”。对这样的形容,廖苑笑了笑:“怎么说呢,每次都是为生命搭桥。”

 
  廖苑从事着这样一份职业——潜在器官捐献案例发生时,他们会走近潜在捐献者的家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协调捐献事宜。
 
  平均一个潜在捐献者可挽救3.5个患者的生命。在死亡与新生之间,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摆渡人”。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日前,这位协调员对南方日报记者独家分享了她的心灵旅程。
 
  在死与生间“摆渡”


  “器官捐献分秒必争,出错会辜负了捐献者的爱心”
 
  6月7日,广州时雨时晴。
 
  廖苑知道当天下午很可能有一例捐献——家属意愿强烈,也经过了充分沟通。她反复翻阅着资料,再次确认流程。
 
  准备就绪,廖苑开始联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所在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的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进行捐献前伦理申报手续。
 
  “每个细节都不敢怠慢,得确保万无一失。器官捐献分秒必争,出错会辜负了捐献者的爱心。”她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从重症监护室(ICU)详细了解潜在捐献者的情况后,廖苑带潜在捐献者家属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小会议室。她一边说着潜在捐献者目前的情况,一边轻声安抚着眼眶泛红的年轻女子。
 
  潜在捐献者是一名环卫工人,因车祸重伤昏迷。年轻女子是她的女儿佳佳(化名)。同行人的一位中年男子是潜在捐献者的前夫。
 
  “我想再确认一下,是真的没希望了吗?我怕不够尽力,妈妈会怪我……”佳佳情难自控,手中的纸巾已被她攥成一团,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其实此前,医生已数次与她确认过母亲的病情,并告知这是她与母亲最后的告别。
 
  再次得到病情确认后,佳佳签署了相关文件。廖苑带着他们与亲人见了最后一面。此时,中年男子走上前,想靠近,又却步了。
 
  佳佳告诉廖苑,父亲曾表达与母亲复合的意愿,谁都没想到,一切都晚了。佳佳依旧在哭泣,身材瘦弱的廖苑始终陪伴左右,半举着右手,生怕她再次情绪失控。
 
  随后,廖苑将家属领到休息区。佳佳早已泣不成声;中年男子弓着背,眼神尽是疲惫。他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神情复杂。
 
  约半小时后,手术室内,医护人员已准备就绪。
 
  “请所有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一分钟。”
 
  “这位病人同意捐献双肾、肝、角膜。”
 
  ……
 
  廖苑全程跟进,认真记录着手术过程。一个多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结束,她疾步走向休息区看望家属。佳佳见了廖苑立即迎上去问:“我们可以知道我妈妈的器官救了多少人吗?”
 
  “放心,这些我会及时跟你们说的。”廖苑温柔地说。
 
  佳佳拭去泪水:“那就好。我希望她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延续。她一辈子这么苦,这样也能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样的话语,总是直抵廖苑的内心。
 
  自2015年下半年从移植科护士长转变成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廖苑开始在死与生之间“摆渡”。她听到过各种捐献理由。“每次都是灵魂的洗礼。”她说。
 
  去年夏天,一位妈妈主动提出为脑死亡的孩子捐献器官。她告诉廖苑,自己“很自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孩子带着自己逝去的孩子去感知这个世界。
 
  还有一次,来自茂名的16岁男孩因交通意外重伤。在东莞打工的母亲狂奔到孩子身边,连续5天贴身守候在ICU。得知孩子不治,她嚎啕大哭,又强忍悲伤捐献孩子的器官。
 
  连续两个月,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协调员廖苑发微信倾诉。“她对我说,觉得孩子没有走。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也还在她身边。”廖苑说。
 
  慈悲又漫长的路


  “观念改变需要时间,我们不会强求,只能尽力去做”
 
  器官捐献协调员专业化的探索始于近几年。在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廖苑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工作了将近20年。
 
  2015年下半年,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看中了廖苑与人沟通时特有的亲和力、感染力,鼓励她进行新的尝试。当时廖苑有些犹豫——工作内容是新的,且总要到捐献案例发生的一线,要四处奔波。有件事最终触动了她。
 
  “2015年上半年,捐献案例特别少。我们管理的终末期肝病患者中每周都有人在等待中去世,这让我感到很痛心。”廖苑说,生命如此脆弱又这么宝贵,希望做点事为患者争取生的希望。
 
  “反正都是帮人,为何不试试新的事业,帮助更多病人?”自此,廖苑开始马不停蹄,迄今已协调了近200个捐献案例,其中超过五成实现了成功捐献。以平均每位捐献者让3.5人重获新生计算,已有300多人因为爱心,延续了生命。
 
  对协调员而言,最大的挑战之一莫过于遇到棘手的捐献案例,最主要的是家属意愿反复。“观念改变需要时间,我们不会强求,只能尽力去做。”廖苑认同一句话:当器官捐献协调员相当于踏上一条“慈悲又漫长的路”。
 
  今年“六一”儿童节,廖苑在这条路上又迈进了一小步。
 
  7岁的楠楠(化名)已在深圳妇幼保健院抢救了一段时间,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他是一名脑瘫患者,因进食不慎呛到,被送到医院时已没有了心跳呼吸。
 
  楠楠的母亲刘娜(化名)是一名护士,楠楠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因照料上的疏忽,刘娜满心愧疚,在医院死死守着心肝宝贝,始终不敢相信他即将离去的事实。
 
  “ICU的医生和孩子的父母进行了沟通,也试着谈过捐献事宜。孩子的父亲没意见,母亲是医护人员,本来就对捐献工作有所了解,但感到很犹豫。我们在一个联合OPO内,根据流程,医生把情况告诉了我。”廖苑解释说,自2010年3月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OPO服务区域内的医院ICU医生开始兼具发现潜在捐献案例的职能。
 
  与刘娜见面,已是6月2日傍晚六时。这一天,家人为孩子签下了文书,同意撤下生命支持。他们让孩子过了“六一”儿童节,再与世界告别。
 
  “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和你一样,也是一名护士,还是一个妈妈。”这是廖苑对刘娜说的第一句话。刘娜的泪水早已决堤。廖苑一边安抚着她,一边尝试沟通:“孩子的生命可以通过捐献的方式延续。有研究发现,器官是有记忆的。一部分病人在移植后,一些习惯会改变。他们获得的新习惯,又恰恰是捐献者爱做的事情……”
 
  刘娜抬起头,眼里闪现出一抹亮色。但她仍表示,担心器官获取手术以及相关流程的繁琐,会让孩子再次受罪。廖苑一一为她解开疑惑。“我说,这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事。他们的爱心非常伟大。”
 
  半小时的推心置腹,刘娜点头,同意捐献。
 
  哪句话最打动刘娜?“我对她说,脑瘫孩子是遗落人间的天使,我们又是白衣天使,大家都是天使。天使宝宝如果有感知,一定愿意遗爱人间……”这是廖苑的答案。
 
  对话
 
  “我也会想哭,
 
  但必须控制住”
 
  南方日报:您遇到过最棘手的事是什么?
 
  廖苑:因为流程、环节、不可抗力,导致捐献的器官用不了。比如,有时候器官会被运到别的省份救人。但前几天就因为天气和航班原因,导致一位终末期肝病患者丧失了机会,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
 
  南方日报:器官捐献仍需要人们在观念上进一步接受。您作为协调员,沟通起来困难吗?
 
  廖苑:有难的时候,也有被拒绝的时候。前段时间有一个谈了21小时,终于谈成了。但也有不少不成功的例子,我们也会充分尊重。
 
  南方日报:期间您都得在场吗?
 
  廖苑:这是协调员的职责。包括器官获取手术全程也得跟进,后续的事宜也不能不管。比如,我们要安抚患者家属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看到一位妈妈在孩子被送进手术室后就突然晕倒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和一个同事把她扛到会议室。我们一直陪伴着等她醒来。一个妈妈失去了儿子,我安抚了她两个月,几乎每天都通过手机联系。他们的爱心很珍贵,我们更要尽力去做。
 
  南方日报:遇到家属情绪激动时,您也会控制不住吗?
 
  廖苑:坦白说,我也会想哭,但必须控制住。我会尽量调整,因为还要安抚他们。
 
  南方日报:我们留意到您处理了不少儿童捐献的案例,是什么感受?
 
  廖苑:无论成人还是儿童捐献,这份工作总让我感受到人间大爱。每一例捐献都能让久候的病人重获新生,这是生命的力量。我在广州市妇儿中心遇到过一例捐献。孩子去世后,我留意到医护人员在他身上放了一朵纸折的玫瑰花,映着孩子安静的小脸。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很伟大,也很有力量。(记者 曹斯 实习生 焦凝 彭福祥、李绍斌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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