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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的封面报道《洛拉：我家的奴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由已故普利策奖得主阿列克斯·提臧撰写的长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被世人忽视的现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家庭奴隶仍然存在。
文章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人指责提臧伪善，有能力解放奴隶洛拉，却只表现出些许懊悔和怜悯；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提臧一家的奴役行为在道德上毫无辩解之处，但仍对提臧表示理解和宽容；有人称自己在不经意中奴役过他人，只是当时根本没想过对方是奴隶。
“外祖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我母亲”
“她的骨灰装满了一个黑色塑料盒子，如烤面包机一般大小，重三磅半。去年7月，我用帆布口袋把这个盒子包起来，装在行李箱里，横越太平洋，去了马尼拉。我要从那里坐车去一个小村庄，把这个在我家为奴56年的女人的骨灰交出去。”美国作家阿列克斯·提臧在文章的开篇写道。
他说的女人名叫尤多西娅·托马斯·普里多，他们一家叫她洛拉。提臧的家族和洛拉都来自菲律宾，据提臧说，奴隶制度在菲律宾群岛有长久的历史。他的外祖父汤姆是一方军阀，在妻子难产去世后，他们唯一的孩子——提臧的母亲，就是由一连串“听指令的人”带大的。
1943年，洛拉18岁，由于不满家里安排的亲事，她听信了汤姆“管吃管住，只要照顾好我12岁的女儿”的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一生卖了。
“外祖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母亲。”提臧写道。此后，洛拉一直跟着他的母亲，比谁起得都早，睡得都晚，准备三餐，打扫房屋，伺候“主人”，照顾5个孩子。“当我们举家迁往美国时，把她也一起带走了。”
虽然洛拉不愿离开故土，很多年后，她告诉提臧当时她很害怕，但提臧的父亲承诺，到了美国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好转，他们会给洛拉“津贴”，让她寄回贫困的老家。然而，承诺从未兑现。就连洛拉的父母先后去世时，她想要回家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原因是没钱、没时间和担心洛拉的非法移民身份暴露惹来麻烦。
年幼的提臧非常不解，“父母前一秒还对我们充满慈爱，下一秒却对洛拉恶言相向”。他十一二岁时开始看清洛拉的处境。大他8岁的哥哥亚瑟对此耿耿于怀很久了，他让弟弟认识到洛拉就是奴隶。
“你听说过任何人有像洛拉一样的境遇吗？”亚瑟说，“有谁活得跟她一样？”他总结了洛拉的处境：免费劳力，终日辛劳，稍微多坐一会或早睡一点就会被大骂，只要顶嘴就会被责打，穿别人不穿的衣服，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残羹冷炙，从不出门。除了提臧家的人外，没有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她睡觉的地方要么是沙发，要么是储藏间，要么是提臧妹妹卧室的角落。提臧在无数次起夜时，发现洛拉在角落睡着了，歪在一堆衣服上，手里还抓着一件叠了一半的衣服。
用冠冕的理由掩饰奴役
时至今日，奴隶制度在世界上依然存在。英国《太阳报》称，全球奴隶贸易的年利润高达200亿英镑，印度是奴役人口最多的国家。奴隶贩子从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尼日利亚等国贩卖孩子。《纽约时报》曾报道，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有超过30万儿童是家庭奴隶制的受害者。有时只要一条香烟，就能买下一名童奴的一生。
如果说，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奴役现象，是因为贫困无知、局势动荡、法律不健全，提臧讲述的故事则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即便是在宣扬民主和人权的发达国家，罪恶的奴役行为也仍未肃清。
很难想象，美国邻居眼中的模范移民家庭竟然会有奴隶。提臧的父亲有法律学位，母亲是医护工作者，一辈子致力于救死扶伤，几个孩子成绩优异，总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提臧还获得过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高知家庭，却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提臧承认，“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洛拉”。有一次，朋友问起这个女人的身份，他说她是远房阿姨，但朋友立刻指出，第一次介绍时她是“祖母”。“这个，她两个都算吧。”提臧搪塞道。“她为什么一直在干活？”“她喜欢干活。”“那你父母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她听力不太好……”
记者苏珊·凯乐尔称，洛拉2011年去世后，提臧曾请他供职过的《西雅图时报》为其发表讣文，将洛拉描绘成为家庭无私付出、不求回报的伟大女性，当时负责撰文的正是凯乐尔。这位女记者近日读到《洛拉：我家的奴隶》一文后震惊不已，因为她不知道洛拉实际上是提臧家的奴隶。
日前凯乐尔发文澄清，6年前她曾对提臧做过长达90分钟的访谈，当时对方说“洛拉”是塔加拉族语中对祖母的敬称。如今，凯乐尔为自己“把奴隶制写成了爱的故事”感到恶心。
在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多起奴役案件中，嫌疑人无不想尽办法，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掩盖罪行。《太阳报》记者曾化装成买家调查奴隶交易，奴隶贩子将尼泊尔难民和身无分文的印度孩子像牲口一样出售，他们让十来岁的孩子排成队供“客户”挑选，并介绍称：“选尼泊尔孩子吧，他们非常好，擅长做家务，也能做美味的食物。没人会知道。”
据报道，奴隶贩子先把这些孩子卖给印度的富人家庭，后者将他们关起来进行培训，并伪造旅行证件，给这些孩子设定“被领养的亲属”或者“家庭的合法成员”等身份。借着这些“合法名号”，奴隶们被带进英国，转卖给这里的买家。一个孩子的价格大约为5000英镑。
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披露了该国一对夫妇奴役一名尼日利亚非法移民长达24年的新闻。这对夫妇在受害者14岁时将其作为“儿子”带入英国，一直奴役至其38岁，期间从未支付过任何报酬，还限制他与外界联系，威胁“如果逃跑，就会被驱逐出境”。受害者曾在2005年报警，但接待他的警官称这是“家庭内部矛盾”。
奴隶制度同时扭曲了奴役者和奴隶
提臧13岁时，第一次站出来为这个一直照顾他的女人说话，那次她被男主人打了。此后，提臧开始要求母亲改善对洛拉的态度，母子时常为此争吵。提臧有意教洛拉开车、使用银行卡和自动提款机，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但逆来顺受的洛拉被禁锢了太久，英语磕磕巴巴，一切机械都会让她不知所措，她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家里，继续任劳任怨。
提臧的母亲去世后，洛拉和提臧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75岁了。令提臧无奈的是，“当我看到她在厨房里站着吃饭，或者我一走进房间，她就紧张起来并且开始打扫”。几个月后，他决定和洛拉谈谈。
“我不是我爸。你不是这里的奴隶，”提臧说，“这里是你的家，你不是来侍候我们的。你可以放松，好吗？”“好的。”她说，然后转身去打扫卫生。
“她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提臧写道，“我意识到我得听从自己的劝告，放松。如果她想做晚饭，让她做；感谢她做的菜，然后自己去洗碗。我得不断提醒自己，随她吧。”
和提臧一起生活的12年，洛拉过得比以前幸福多了——提臧把她当家人，还带她回到菲律宾的故乡小住。但仍有不少人指责，他其实有能力给予洛拉自由却没有这么做，他的怜悯和懊悔乃至撰写《洛拉：我家的奴隶》一文都是一种“伪善”。记者兼活动家乔希·沙阿里亚尔甚至称提臧是“怪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提臧抱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纽约杂志》的杰西·西格纳将此解读为一个正派的人牵涉进邪恶的社会关系中的故事。《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格雷姆·伍德倾向这种观点，他表示，自己也曾在无意中奴役过别人。
1999年，伍德前往孟加拉国时遭遇了该国的政治示威和全国性罢工，眼看要滞留机场，和他同飞机的一家当地人收留了他。在之后的5天里，伍德接受了这个家庭的两名童奴的服务，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是奴隶，那家人只是说，他们的父母是穷人，早就放弃了抚养他们，他们做家务是为了换取更好的生活。
“我是怪物吗？”伍德自问，“或许是。从这次经历中，我能证实作为怪物的感觉是非常麻木的。真的，接受他们的款待和免费劳动在当时根本不像道德选择，它什么都不是。”
伍德认同，作为早就有能力使洛拉获得自由的成年人，提臧付诸行动的日子晚了一些。“但他有许多事要应对——这是一辈子的责任……我想，在提臧的故事里，开口谴责或许更难”。
《那个唤作洛拉的女奴》一文的作者万·R·纽克表示，不该对提臧过于苛责。但纽克指出，提臧对奴役洛拉感到羞愧，却又为了自己和家庭掩饰奴役行为，而洛拉在遭受长期奴役后，完全丧失了重获自由的意愿和能力，这些恰恰说明奴隶制度同时扭曲了奴役者和奴隶。
如今，无论人们如何争论，对故事的当事人都已没有意义，86岁的洛拉在2011年因心脏病去世，提臧也于今年3月离开了人世。（特约撰稿 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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