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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距2010年巡演6年之久，王菲再开演唱会。这场名为“幻乐一场”的演唱会只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一场，同时在腾讯视频Live Music全球直播。
回顾这场演唱会，关于其票务的传闻在整个12月甚嚣尘上，峰回路转。
12月5日，大麦网开票“32秒售罄”，不久，票面价7800元的内场前排票被黄牛炒到上百万元的“天价”；12月19日，New Radio网络电台创始人、知名DJ杨樾在微博爆料，有大量门票囤积在黄牛手中无人购买。
开唱3天前，票牛、牛魔王、西十区等二手票务网站上，除1800元的看台票之外，5800元、7800元两个档次的座位仍有余票，虽并非传闻的“大幅降价促销”，但确实有跌破票面价格的情况。
王钢（化名）是北京一家演出商的合伙人，他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早在杨樾公开爆料之前，关于王菲演唱会门票有价无市的消息就已在演出票务圈内流传。
“原本谁都不愿扯破演出市场的这层皮。”王钢说，但伴随爆料，王菲演唱会喧嚣沸腾的天价票事件已把锅盖掀开，将演出票务市场的重重猫腻抖落在公众面前。
门票为何那么贵
在国内，一线艺人的演唱会最高票面价基本在1500元这条线上下，以2016年最热的几场演唱会为例：3月，BIGBANG上海演唱会最高票价1280元；10月，陈奕迅北京演唱会最高票价1980元；11月，张学友上海演唱会最高票价2080元。
这些演唱会都有1000元以下的低价票，而王菲这场演唱会则以1800元为票面价最低档次，确为华语歌手演唱会罕见的高价。即使不提后续二级市场炒起的“天价”，这样的票面价也使公众追问：凭什么定这么贵？
其实，纵观全球演出市场，演唱会正在成为一种“奢侈品”。
根据公开报道，2016年，英国歌手阿黛尔（Adele）亚特兰大演唱会的平均票价高达1375美元（约合人民币9500元），美国歌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哈特福德演唱会最高3333美元（约合人民币22900元）。
演唱会门票越来越贵，是音乐产业目前的生态状况决定的。
在实体唱片销售低迷的情况下，演唱会是音乐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尤其对具有举办大型演唱会资格的顶级艺人来说，数字音乐收入远不及演唱会收入来得多、来得快。
艺人与主办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艺人拿出场费，二是票房按比例分成，或艺人既拿出场费也拿票房分成。
杨樾质疑王菲与其经纪人陈家瑛授意“炒票”，但王钢表示：“大部分情况下，艺人只管拿走主办方给的出场费，专心制作内容。主办方判断这场演出是否奇货可居，和艺人签合约后，艺人本人和‘炒票’的利益关系就不大了。”
顶级艺人资源本就有限，而在华语流行乐坛中，像王菲这样拥有大量经典作品的艺人已经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业内消息是：“出场费1.2亿元，制作也是顶级，制作费3000多万元。”
出场费是演唱会成本的大头，要价越高，演唱会成本越高，主办方为最大限度收回成本及盈利，票面定价也会随之抬升。
“演唱会具有稀缺性和奢侈性，这在票务市场会反映出来。”某票务平台工作人员张旭（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幻乐一场”只办一场，使其稀缺性更加凸显，主办方根据王菲歌迷“中产阶层，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用户画像，权衡成本后，便定下了高于其他艺人演唱会的票面价。
在“天价票崩盘”的传闻出现后，“幻乐一场”演唱会主办方及承办方上海白玉兰文化负责人庄鸣作出这样的回应：“作为承办方和主办方，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控制的。”
每个主办方都会留票给黄牛？
从开票时的场馆座位图来看，“幻乐一场”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开放了8900个座位。据杨樾透露，“幻乐一场”在官方售票渠道大麦网只放了800张票，庄鸣确认了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那么剩下的8100张票去哪儿了？
庄鸣表示，此次演唱会有十多家赞助商，每家都会拿到赠票，此外还有内部购票，“可以公开售卖的票只有800张，目前我们手中已经没有余票了”。
票务平台娱票儿曾短暂出售“幻乐一场”门票后下架，被质疑将门票转卖给牛魔王票务，对此庄鸣表示并不知情，白玉兰文化也没有把票交给娱票儿销售。
外界推测，因和“幻乐一场”有直播合作，腾讯有部分门票，并将其分予投资的微影时代（即娱票儿的运营公司）。微影时代则表示“门票都是从正规渠道而来”，并对传闻作出回应：“‘幻乐一场’演唱会的相关商品已售罄。‘娱票儿’也从未把相关产品转给牛魔王票务。”
跳出“幻乐一场”，要解答“票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的问题，首先要梳理演出票务市场的层级。
主办方在票务销售上共有三级代理。一级代理指大麦网和永乐网等线上官方售票渠道，以及少数和主办方关系密切的大型票务公司，也就是“大黄牛”，二级代理是有淘宝店的“中黄牛”，三级代理便是靠社交网络和现场卖票的“小黄牛”。
“大黄牛”对接上层演出商，把门票直接线下交易给下层的“中黄牛”，“中黄牛”卖给“小黄牛”时，有时也接受“先卖出票再结款”。
黄牛票的来源是十分复杂的。一位黄牛对本刊记者说：“除了演出商流出的门票之外，赞助商、安保公司和地接（地面接待艺人和团队的机构）等都有赠票，我们有自己的渠道去拿。”
王钢透露，大型演唱会票务的惯用玩法是，主办方为覆盖成本并盈利，在官方票务平台销售部分门票，留下大量门票兜售给二三级市场，“官方售票平台的票很快被‘秒’，粉丝就要去黄牛那里买，演出商和黄牛再炒高票价”。
“几乎所有演唱会都是这样。”王钢说，为何主办方要和黄牛“联手”？“因为主办方咬牙砸钱拿下了第一承包权，可是单单按票面价收不回成本。”
就算“幻乐一场”门票按票面价全部卖出，也只能覆盖1.5亿元的制作成本。再以2016年BIGBANG五棵松演唱会为例，一位演出商透露，承办总成本1000万元，按票面价能获得860万元票房，刨除赠票，实际票房按票面价为750万元，远不能覆盖成本。
由于承办成本高，出现了主办方“股权化”的现象。假如一家演出商以2000万元成本拿下一场演唱会的承办权，然后以200万元一股卖给10家演出商，这10家便共同承担风险和利益，其实是一种民间集资。这种情形下，10家演出商便各自与黄牛合作，线下售票。
这种玩法下，主办方将风险转嫁给二三级市场，所定的票面价通常会留出溢价空间，炒作成功还可再赚一笔。
但庄鸣表示，此次王菲演唱会的主办方并没有囤积居奇的想法，“炒票”和主办方没有关系：“他们（赞助商）会怎么去处置这些门票，我们是完全不干涉的。我们只有定价权，对市场的预估偏低了，才会有溢价。”
按照庄鸣的说法，主办方在开票前认为定价方案是合理的，但这场演唱会的市场热度太高，才导致开票后溢价，在几天内出现黄牛炒出“天价票”的事情。
这场博弈，有赢家吗
此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发言说，最初“幻乐一场”的票面价拟定1万元，遭到当地物价局的否决。
但王钢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一般经纪公司都不希望透支艺人形象，对演出商提出要求，所以票面价不会定得太高。物价局很少干涉，由当地文化部门来审批演唱会项目和票价方案。”
“层层分发的票务市场牵扯利益方众多，监管难度大，近些年一些监管主要针对的是‘小黄牛’对消费者的欺诈。”张旭说。
一则业内传闻是，二手票务平台票牛和牛魔王的负责人曾因涉嫌“幻乐一场”演出票“炒票”而被上海公安局约谈，但票牛网创始人孙立勇则表示：“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过任何部门或者单位的任何相关通知。”
无论此次王菲演唱会“炒票”始作俑者是谁，所谓“天价票崩盘”是否有夸张之嫌，整个事件其实是演出票务市场乱象的极致放大。
尤其是在“惯有的市场玩法”之下，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恶性竞争激烈，几经转手的门票被不断哄抬价格。
王钢认为，这种炒作在韩星演唱会的票务运作上更吃得开，此前BIGBANG演唱会前排门票被炒到1万多元，仍然很快售罄：“这种粉丝比较狂热，但是喜欢王菲的人有消费能力却比较理性，愿意出高价的人并不多，2010年那次巡演情况类似，但没这么夸张。”
门票爆出60万元、100万元的消息，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随之降低，转而预约腾讯视频的演唱会直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幻乐一场”演唱会门票在二三级市场出现滞销的原因。
“本来想这场演唱会热度很高，可以卖好价格，但在这种情况中，再把价格炒回去已经不可能。”一位黄牛对本刊记者说，有很多囤积了这场演唱会门票的黄牛都叫苦不迭。
看来，在博弈中首先输掉的是黄牛。
“这在演出市场其实是很常见的，演唱会门票有时效性，开唱了还卖不出去，票在谁手里，谁就赔。”王钢说，“这个市场风险很高，这场赚了，下一场可能又全部赔进去。”
外界认为，“王菲和陈家瑛还是赚了个盆满钵满”，但事实是，无论“炒票”与王菲经纪团队是否有关，王菲作为艺人的形象在此次事件中已经沾上污点，有网友评论：“从神话变成了笑话”。
这场舆论迷雾里，王菲与其经纪团队、主办方、赞助商和黄牛都不是赢家，而最终为恶性竞争埋单的是消费者。
王菲的歌迷林婷在“幻乐一场”开票不久后花13800元买下7800元的内场票礼包，其中附赠赞助商的品牌项链和零钱包，她对本刊记者说：“当时黄牛票炒得很贵，抢到很开心，但现在却感觉自己是这场炒作的受害者。”（刘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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