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络投票、手机投票几乎无处不在。

人们都在各种“群”、各种“圈”里收到过“投票”的请求，几乎每个人都应接不暇，也几乎每个人都不胜其扰，可事到临头，又几乎每个人都未能“免俗”。

这种网络和移动终端兴起后出现的新型投票方式，如今正在演化为一种对被投票人毫无了解的人情式投票，不仅选优功能已被极大弱化，还衍生出了专门“吃投票饭”的寄生公司，甚至被犯罪分子借用为诈骗手段。

我们，还有必要开展这样的投票吗？

朋友圈里的人情绑架:“烦透了”

“朋友圈的各位好友，麻烦投个票，自家事儿，投第×个。抱拳。”打开朋友圈，这样的拉票隔三岔五就能看到一回。从评选行业先进，到竞争幼儿园萌娃，名目繁多。从家人，到同学，到朋友，渠道各异。一旦被“@”，就会被督促，被点名要求去投票。

争先是人的天性，有比赛有评选就总会有第一名，而每个人都有社会关系，朋友圈的投票活动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2016年11月，石家庄某国企财务刘晓景在7日到15日的几天时间里，在朋友圈一连发了90多条投票信息，几乎每一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各位亲朋好友，我家宝贝正在参赛，请诸位帮个忙，给宝贝投个票，点开请投给第四个宝贝，在此谢过。”

让刘晓景拉票的，是他5岁女儿参加的一场“最美小天使”比赛。这场比赛主办方只开通了微信渠道来投票。

事实上，刘晓景对奖品并不感兴趣，可他觉得既然参加了，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差。“作为家长，得给孩子做好幕后工作啊。”

刘晓景所说的幕后工作就是拉票。

依靠在微信同学群、单位群、业主群，以及朋友圈里连续几天的“轰炸”，刘晓景顺利帮女儿把票投到了第一名。

中间也有小插曲，倒数第二天时，刘晓景女儿的得票数一度被另一个孩子险些赶上。刘晓景赶忙又发动了老乡群继续“守擂”。“真是惊险，眼瞅着就被人超过了，我的老乡纷纷帮忙转到他们的朋友圈，又发动了一大批人投票，终于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评选结束后，刘晓景感到疲惫不堪。“每天盯着票数看，一有人票数上涨了就赶紧再找人投，感觉后面有人追着一样。朋友圈欠下一堆人情债不得还？将来人家有投票你不投？”

这看起来像个怪圈：你给我捧场，我给你捧场，大家在朋友圈展开了一场人脉的比拼。点开链接进去投上一票，至于评选什么，投的到底是什么，最终结果又会怎么样，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很多人向记者说起朋友圈投票的第一反应，就是“烦透了”。

对很多跟评选内容本来毫无瓜葛的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负担。

冯亮是石家庄一名建材销售员，因为工作关系，朋友圈里有1600多个联系人。“根本分不清是怎么认识的。”为了尽可能多地联系到客户，他还主动、被动地加了40多个群。

年终岁末，各种评选多了起来，冯亮几乎每天都会被“@”去投票。“不是直接发到你的微信上，就是在群里呼吁，各种投票的都有。早些时候可能点个赞什么的就行了，现在都得要求录入你的信息，并允许公开你的信息，甚至还得关注对方公众号才算。”

冯亮说，为了维护一些客户关系，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投票。“其实投的是什么评选，被评选的人怎么样，我也不关心，就是应个人情。”

除了直接投票，冯亮还会被要求把拉票信息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

“这让人非常反感，有一回一个客户非让我转，见我没有转，还专门发信息告诉我：‘小冯，就你没转。’搞得我很尴尬。这种人情债转来转去没完了，可这玩意儿究竟有什么用呢？”

可发过牢骚没过几天，冯亮所卖的建材品牌就参加了商场举行的一场“认可度评选”。老板给销售员们下达了指标，必须天天挂在朋友圈，不但要拉来投票，为了量化管理，关注并投票的亲朋还得截屏计量。冯亮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在同学群里发红包拉起票来。

在冯亮看来，这种被动投票，更像是一场人情绑架。

63岁的马建明最近刚学会用微信，他的朋友圈里都是退休的老同事，现在俨然成了给孙儿拉票的“投票站”。“有学校里的，有单位的，还有行业的，我也搞不清楚都是些什么评选。”

在老马的印象里，投票评选本来不是这样的。“没退休的时候，我们在厂子也评选先进。那时候都是本单位内部推举，之后不记名投票、当场唱票，是谁就是谁。投票的和被选的都知根知底，谁有两下子大家很清楚，当选的人也光荣。可现在我看朋友圈里那些投票，有点儿糊弄事儿。”

马建明有个一起打太极的拳友。有一回，拳友发给老马一条投票信息，是他远在内蒙古的孩子参加的一场行业内评选。老马觉得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候选人，对其事迹也一无所知，就没给投票。没想到几天后，当拳友问起老马是否投票时，老马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结果却导致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烦透了！干脆我让孩子们把微信设置改了，除了几个家人，谁都不加。”马建明感叹。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一项调查显示，近四成受访者的朋友圈经常出现求投票链接，45.6%的受访者曾参与过朋友圈投票，44.7%的受访者认为“绑架式”朋友圈投票让人烦恼、失去乐趣。

刷票背后的利益链:“想得第几得第几”

对于普通人来说正成为一种负担的朋友圈投票，对于有些人来说却是一块“肥肉”。由此甚至还衍生了新的产业链——有专门的公司据守在链条一端操控着票选结果。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参评，媒体人范青也不知道，现实中的刷票公司已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2016年10月中旬，在我省某市媒体工作的范青，被推荐参加一次全国范围的行业性优秀人物评选。没想到的是，填完推荐表后，通知她评选正式启动消息的，竟是一家刷票公司。“对方在电话里明确说，可以帮忙刷票，想得第几得第几。”

从那天起，这家来自广东的刷票公司就开始了对范青的“贴身服务”。“天天打电话，早‘请安’晚‘问候’，就是想说服你从他们那里买票。”

范青拒绝了这种推销，但在朋友圈还是“未能免俗”地替自己拉起票来。“有时候这里面的度我也感觉难把握，这个评选涉及的领域挺专业，不是说看看我的稿子就能了解的，认识我的人认可我把票投给我，亲戚朋友人托人拉来的人也可以把票投给我。那这些陌生人投的票跟买来的票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其实，刷票公司利用的正是无法区分这一点。

记者在某著名搜索引擎中输入“刷票”二字，瞬间弹出来的搜索结果是66万个。链接的网页上，大部分都标注着qq号码、电话号码，并自称给国内一些大型的娱乐活动提供过此类服务。

记者与其中一家公司取得了联系，试图揭开这个行业的冰山一角。

该公司客服根据记者提供的一个评选链接“评估”后报价：微信后台投票0.3元一票，100票起做；网络投票0.1元一票，1000票起做。在电话、信函、APP等几种投票方式中，最贵的是电话和APP。“这两个难度比较大，得先下载注册后才能投票，所以得1.5元一张票，但真刷得多，价格有商量。”

该客服表示，用软件刷票的办法，最近两年已经过时。“有很多的网站后台对网络刷票进行了限制，所以我们都有更新的方法刷票。”

这个更新的方法是什么呢？该客服三缄其口，但记者随机联系的另一家刷票公司的客服对此并不掩饰。“我们都是人工投票，所以就算主办方想阻止刷票也无迹可寻。”该客服声称，他们公司掌控的十几个水军群，有近万人的队伍。“你找亲朋投票也是投，我们雇的水军和你们自己找的人有什么区别？”

刷票公司真的有那么多水军可以操纵吗？

记者从网络上又搜索到了刷票群，发现最简单的刷票群只要扫描群主的微信号就能加入。群主声称，一单一结，只要把加关注和投票页面截图给他，就能结算一次刷票的费用。

据该群主介绍，群里的多是年轻人。“你看一票一两角钱不起眼，群里一天接全国几十、上百个生意，一单都是上万票，积少成多，一天也挣不少了，主要也没什么时间成本，动动手指头的事儿。”不过，该群主也坦言，近来生意越来越不好干，“业内竞争非常激烈”。

因此，他们甚至不得不提前“做些工作”，把客户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精准投放。

河北一所山区教学点的老师王淑婷，就曾是被精准投放的对象。

2016年教师节前，王淑婷成为一场全国范围先进评选活动的候选人。虽然多年来王淑婷工作和生活的那座大山，距离县城有100多公里远，非常偏僻，但刷票公司还是很快打通了王淑婷的手机。

事实上，在记者采写王淑婷事迹之初，就曾多次拨打其手机而无法接通，后来干脆被王淑婷拉入了黑名单。直到通过当地教育部门与王淑婷取得联系后，记者才得知，当时王淑婷正在被几家刷票公司连番骚扰，无奈只得在整个8月对所有陌生号码都设置为拒接。

“那些人没黑没白地打电话，拉黑一个号码，他换个号码继续打，再不接就给你发短信，还从微信里加你，反复给你做工作，让你拿钱刷票……”直到新学期开学投票结束，她才不再被“惦记”。

事情却并未就此停止。

本报记者的报道，让王淑婷在2016年年底成为另一场评选的候选人。有意思的是，这个消息，竟然是刷票公司最先告诉她的。“他们先打到中心校办公室，要我的电话，学校没有提供，可最后还是不知怎么找到了我。”

两场评选让王淑婷疲惫不堪。“我没钱，即使有钱也不会去买票！他们是不是骗子先放一边，买票那也太对不起教师这个职业了。如果有人用钱可以操纵评选结果，那么我们在基层做这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和王淑婷有着同样质疑的，还有张芳。作为省内某学校的校长，她曾和王淑婷同被推荐参加第一次评选活动，个人材料报上去没几天，操着南方口音的“刷票代理”就找到了她。

“不但是我，连我们学校的十多个老师都接到了这家公司的电话，让他们给我买票，说两万块钱，包管把我刷到排名前五。”从评选开始，到评选结束，这所学校几乎所有老师的办公电话、手机都被骚扰了一个遍。

尽管活动组织方明确提出，最终评选结果以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综合，但这个小插曲的出现，让最终当选的范青和落选的王淑婷、张芳心里，都多少有些别扭。“如果评选都需要这样的方式，那还有什么公信力呢？”

伸向网络投票的黑手:“一百个赞被骗走一千多块钱”

在网上，有评选就有投票，有投票就有刷票，这几乎已经成了某种“公开的秘密”。

既然主办方已经知道这种评选方式存在问题，为什么还要用呢？

因为主办方也是这场投票大战的既得利益者。

2016年年底，河北省一家公司的负责人组织了一场省级的评选活动，最终，十几位候选人共带来了40多万的网络投票，该公司也由此从几万粉丝的普通公众号一跃成为“坐拥三十多万粉丝”的大号。

“先关注，后投票，这是现在大多数活动主办方的做法。不这样根本拉不来人气。就算活动结束后会掉一些粉丝，但是绝大部分还在，作为商业平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将来出去谈合作，一说我们有多少粉丝这就是价码。”

另一家商业机构的活动策划负责人则向记者透露，搞评选是目前营销最火的手段。“几乎不需什么投资，只要把候选人放到评选台上，候选人为拿到名次就会积极散播到处出击，各显神通拉票助威，主办方需要的只是搭起台子。”

商业机构用投票的方式，随便设置一个名目进行评选，刷票公司乘虚而入哄抬票数，候选人陶醉其中，组织方假装公正客观，网络投票越来越像是一场“皇帝新装”式的闹剧。

然而，事态的发展，或许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严重。

在范青参加的那场评选中，比明码标价的刷票更让她吃惊的，是对方准确报出了她的电话、姓名、工作单位等各种个人信息。“我不知道是哪里泄露的这些信息，但这种被对方了如指掌的感觉，让人极没安全感。”

连远在大山深处的王淑婷和张芳学校的众多普通教师，都被刷票公司迅速“准确投放”，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又该从何谈起呢？

让人防不胜防的，不只个人信息泄露。

2016年8月，石家庄市东风路派出所就曾接到一起群众报警，有市民被朋友圈里的投票信息所诱惑，按要求转发链接并如愿得到了朋友们的上百个赞后，在领取“奖品”过程中，被要求提供微信钱包里的付款二维码截图。“当时的说法是以便核实我有没有重复领取”。

可当这位市民连续给对方发送了3次二维码截图后，竟连续收到了3张微信支付凭证，每一笔都是499元。而活动方随即拉黑了受害人后消失不见。

投票的“一百个赞被骗走一千多块钱”，买票的也不一定能够幸免。

近日，南京的一位受害人在微信上为孩子报名参加一场“萌宝大赛”，朋友圈拉票后也总是在三名上下徘徊。经“主办方”介绍，受害人在和一家刷票公司接触后，花了3000多元买票，冲到了第二名。此后，刷票公司多次催促受害人，称再多花点钱可以冲到第一名，可等受害人支付了6000元后，发现依然是第二。直到受害人报案后，经警方介入调查才发现，这根本就是一次假评比，高居榜首的孩子“姓名和照片均系盗用”。

收集个人信息、骗取投票人钱财，甚至还有人利用网络、手机投票进行敲诈。

2012年，在安徽宿州医疗系统举行的一次评选活动中，因为设置了满意、不满意的投票项，多家候选单位接到刷票公司电话。在刷票推销被拒后，这家刷票公司索性向候选单位声称，不刷票买满意就给候选单位刷不满意。

石家庄市公安局兴安刑警中队刑警谢宏伟分析认为，朋友圈投票的风险还不止这些，关注一些公众号后，个人信息会被收集，如今很多人的微信都绑定了支付功能，这些信息流入不法分子手中，很可能成为电信诈骗的“数据库”。而防止无辜群体上当受骗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终结毫无意义的大面积网络投票现象。

河北省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周伟文认为，真正负责任的评选，应在搭建评选平台后，组织行业专业人士作为评委，“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评选”。而反观大行其道的朋友圈投票，无论是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还是刷票公司的从中渔利，甚至骗子的借机行骗，滋生的土壤都是人们追名逐利的心态。

“这不仅是各种商业机构、骗子在投机，参与拉票的候选人也在投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现在从不会说话的孩子、还在校园读书的学生直到各领域各行业的精英，到处都是投票、拉票，你拉我投，我拉你投，大家相互被人情绑架，这种毫无意义的人情与名利之间的循环，将把社会风气引向何方？”（记者 白云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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