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本会遇到很多十字路口，而在外留学，面临的选择倍增，就成了米字路口。其中的一条路，就是不再前进。

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打不过鸣金收兵”？是主动选择，还是无奈接受？留美的中国学生，为何中途放弃？

退学、开除都不鲜见

2014年秋天，Jean登上了前往美国波士顿留学的航班。之前在国内学习新闻传播的她，决定在美国攻读语言学与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于这个专业的选择，她是有过一番考虑的：自己在本科阶段就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想从这个角度切入，对传播学做相关的理论研究。更关键的是，本科时她就曾到美国加州的一所高校交流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了一定的了解，据此，她觉得接下来在异国的学习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现实并非如此。入学之后，Jean很快发现，这个专业和自己期望之间的差距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许多课程从语言学最基本、最琐碎的概念开始讲起，当然这也是理论，但和她期待的很不一样。“一节课下来，老师讲的很多点我都不清楚。换做别人可能将就一下过去了，不影响继续学习；可对于我来说，必须把每一个疑问都弄清楚才行，不然就会非常难受。”

Jean并非是稀里糊涂就选了这个专业，事实上，她在申请专业前曾经细致研究过相关说明信息。但是，文字上的描述终究不能代替实际的细节。这样的课程，加上自己的“强迫症”，时间一长，Jean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留学一年后，她办了休学手续，回到国内。不久，她决定不再继续学业，把休学转为退学。原本计划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然后进入高校任教的人生道路，就此完全转向。

同样是在美国东北部留学的王红（化名），遭遇的又是另外的问题。她申请到的专业在全美排名数一数二，但在她的博士学习过程中，导师却因故被学校辞退。此时，她用于申请学位的研究项目正在半途，虽然学校为她安排了另外的导师来接任，但由于研究方向的差别，以及“半途换人”的心理冲击，她与新导师并不能很顺利地相处；更加严重的是，王红的研究项目经费来源本是通过原导师申请的，这下在后续经费的提供上也出了问题。王红的情绪因此非常低落，最后甚至出现了心理抑郁的症状，不得不在2014年选择退学回国。

比王红更早些，同样因为导师的原因从博士项目中退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李丽（化名），她攻读的电子工程专业在当时非常热门。问题是，她发现自己的导师在教学上属于“放羊”类型，作为博士生，她一年到头几乎见不到导师一两面。在她看来，这样的学业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她果断选择了退学，到硅谷去求职。

除了主动申请退学，也有中国留学生是因为达不到学校的要求而被开除学籍。美国的一家留学服务公司“厚仁教育”曾发布《2015年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据这份报告估算，被美国大学开除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占留学生总数的3%左右，2014年被开除的中国学生总数约有8000人。该报告还对近年来1657名遭开除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80.54%的学生是因学术表现差或学术不诚实而被开除，这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学生为本科在读。

尽管“8000人”这个数字的准确度难以证实，“厚仁教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没有明确解释数据来源，但教育界、留学界对此的解读都提出：随着留美人数的增加，中国留学生被开除的现象并不是新鲜事，无论真实数据是多少，计划留学或正在留学的中国学生，都该引以为戒。

国内“吃喝玩乐团”的翻版

除了学业的压力，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导致中国留美学生中途放弃的一大原因。Jean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她本科在加州交流时，尽管有人认为当地是“纸醉金迷”的休闲娱乐之都，但她很喜欢这种比较直接的文化；但到了波士顿之后，在她眼里，周围的人都在谈学问谈知识，这种风格就不是她的菜了。

在异国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应对策略是扎堆、“抱团取暖”。但在美国已经完成了两年留学的小青看来，这种扎堆往往会变成“吃喝玩乐团”、国内“姐妹淘”的翻版，会失去充分接触、理解和融入当地文化的许多机会。因此她从来不参加这种团体。她认为，如果是理工科还好，也许专业本身的特点就会要求学生成天待在实验室里，和其他人接触得不多；而如果是人文社科专业，融入当地的文化就不仅是生活所需，更可能是学业的要求。

有一群中国留学生把这样的冲击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当然，他们并没有退学，但他们也深切地体会着那些退学者曾经历过的困难。

哥伦比亚大学是唯一一所有新闻学院的常青藤大学，被誉为全球新闻专业的最高学府，每年录取的中国学生不超过10名。“我那天早上查邮件，发现自己被录取，在寝室嚎啕大哭。我寝室同学全部被我吵醒。他们一开始说：‘大早上哭什么？！’我说我被哥大录取了，然后整个寝室就沸腾了。”哥大新闻学院2013级报纸专业学生章文雄在纪录片里这样说。

但这些百里挑一的中国学生，其实对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业都还不了解。他们来之前不知道要做什么，来之后更不知道要做什么。带有中国新闻教育背景的他们，远渡重洋来到纽约接受美国新闻教育，需要迅速融入纽约社会，浸入美国文化之中——然而名校光环的背后，是无处言说的冲突和矛盾：巨大的课业压力让他们屡次萌生退学念头；中美新闻环境的不同，亦使求学之路充满坎坷，他们开始质疑在美国读新闻的意义和价值：“我能为美国新闻业带来什么呢？”

在就业上，他们也遭遇难关。“在美国做采访的时候，有时采访对象会提到历史名词或一些人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拼写。文化差距比较难跨越，我觉得至少得待上三四年，这样才能较容易与别人沟通。”纪录片的导演、哥大新闻学院2012级学生刘逍然说。

现实中，美国人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所以美国有影响力的主流新闻媒体的采编岗位，都不招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只能成为他们的自由撰稿人。纪录片里的四名中国留学生，最终有三个毕业后回国，另外那个继续留在哥大读另一个有关美国文化的硕士项目，以期望最后能在美国找到一个公关公司、传播公司的职位或是企业里的传播相关岗位，而不是直接从事新闻业。

在刘逍然看来，人们面对不同选择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身处人生的十字路口，有四个方向需要选择；而对于那些在外留学的人来说，人生仿佛又多了一个十字，成了米字。因此，她把这部纪录片取名为《米字路口》。在她眼里，这部纪录片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求学经历中无法适应的部分、向往的部分，都讲述了出来。

“海龟”比“土鳖”好不了多少

退学的具体原因林林总总，但在许多有过留美经历的人看来，归结到一句话上，就是：“留学的期望与现实不符”。

例如，有不少人出国留学是为了“镀金”，让自己更好找工作。如果回国，“海归”们择业的地点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但在这些地方，留学归国的毕业生非常多，竞争相当激烈。并且，回国的留学生会明显感到薪水的落差，因为作为职场新人，在国内一般不可能拿到按汇率折算的、与美国同等水平的薪水。另外，在国外学习或实习期间积累的当地人脉资源，回国后也派不上用场。这样，“海龟”相对于“土鳖”，优势并不大。

如果留在美国，那么数学、科技、工程这几类专业的毕业生是比较受欢迎的，其他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的挑战就比较大。这里更多涉及的是签证问题，在美国的留学生毕业后，能再申请有效期一年的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签证作为缓冲，在这个签证到期前，要么申请期限一般为6年的H1B工作签证，要么申请可以不断续期的O1签证——前者一般适用于上述几项比较受欢迎的专业，但申请的人非常多，名额有限需要抽签；后者一般适合文体艺术等领域，但要能拿出材料证明自己是该领域的杰出人才。如果拿不到签证，就没有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也只能回国。

另外，中国学生和家长的“名校情结”根深蒂固，总希望能够申请进入综合排名更高的大学，结果导致不少中国学生进入了知名大学却难以跟上学习的进度。这就导致在留学申请过程中，过度“包装”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学生通过留学中介机构的包装，申请到一个排名很好的学校；但是，在美国排名靠前的学校，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和学术水平很高，“被包装”学生的学术水平没这么高，基础知识也不是很扎实，如果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就很容易出问题。

小青就是在美国的一所知名高校留学，在某个选修课堂遇到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两人认识后，后者在每选一门课程时，都要来向小青打听这门课是不是容易过关；如果小青和她选了同一门课，那么课程中所有布置的作业、课题，她都要让小青来帮她出主意、帮她完成。她就像抓到了一根拐棍，再也不愿松开。小青感叹说：“像这样的学生，还要来留学做什么呢！”

中国留美学生遇到的问题，也与从小固化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有关。在出国留学尤其是低龄留学的大潮中，学生家长将出国留学作为一条升学的出路。实际上，有些学生的性格并不适合出国留学，这些人到了国外难以适应学习及生活方式，无论是退学还是被退学，并不是真的因为成绩不好跟不上学业，只是个人生活行为和习惯无法适应。

Jean也提到，原来为自己设计的路就是一条一直在学校里发展的路，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思维。而在从美国高校退学后，她没有回到国内的家乡，而是来到上海一家公关公司，从实习生做起，在长达9个月的实习期后终于转正。虽然经历了太多辛苦，但她现在很珍惜这段经历，因为这段时间，她得以了解和融入校园外的社会，有了太多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她把这看作是成长。

对于不明智的选择，适时的放弃，也不失为亡羊补牢。（记者｜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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