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补行颁发的大夏大学毕业证书

崭新的红绸带，重新绑住了卷起的毕业证，却绑不住流逝的青春，也绑不住流逝的生命。这一展一卷之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朝如青丝暮成雪，甚至，当泛黄的毕业证重见天光时，领证的人大多竟是旧时学子的后人们，这些后辈也已人过中年。弥足珍贵的是，年逾九旬的蒋道福老人、陈金华老人等，亲自来到了当年求学之所，从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范军手里，接过了原本该是风华初起时领取的大夏大学教育系1949届、1950届毕业证书。

“经请教我校古文字研究方面的教授，决定把毕业证书补发确定为‘毕业证书补行颁发仪式’。其中‘补行’两个字很有讲究，毕竟这部分毕业证书是一直存在的，不是从无到有补充打印，所以‘补行’二字更为确切。今后我们会根据校友的要求，为更多老校友补行毕业证书颁发仪式。”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

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成立，是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的全国首批重点院校。汤涛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三年前，华东师大档案馆从文科大楼搬迁到新址，我们发现了几份老文凭。今年夏天，我们在整理大夏、光华抗战期间历史档案史料时，又意外发现了500多份因战乱而没能发放的毕业证书。档案馆组织了五名工作人员，花了一周时间，将毕业证书上校友的入学、毕业、籍贯、专业等信息做了整理，然后向校领导汇报，再登报寻找老校友。”

11月12日上午，位于上海中山北路的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以东，档案馆内，一场迟到60年甚至70年的毕业证书颁发仪式，共发放出11份大夏大学毕业证书，加之在此之前华东师大已联系上的两位证书的主人，13份大夏大学毕业证书已有了归宿。其中有蒋道福、陈金华、胡和生和俞龙章等几位仍然在世。虽不能称为沧海一粟，然而对比新近发现的500余份老毕业证书，13份仅占百分之三不到，截至记者发稿，尚没有光华大学校友前来认领毕业证书。

烽火昔年

由于春天的时候摔了一跤，91岁的蒋道福女士至今只能坐在轮椅上，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这次领毕业证，由女儿陪同护送，蒋道福还是来了。

她已有十多年没有见到比自己低一届的师弟陈金华。

陈金华老人身体依然硬朗。看到华东师大找到老毕业证的消息，他就独自坐上公交车，来到当年求学的校园探望究竟。在颁证仪式上，这位离休的原京西中学校长说道：“这次拿到毕业证书，除了感觉高兴和兴奋，也想到了在母校念书的时光，以及在社会上工作了五六十年的情况。这份证书不仅仅是证明了我大学毕业的资格。”陈金华1950年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毕业，一毕业就参加了军管会主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然后到中学去担任政教老师。他在中学工作了四十年，从政教老师做到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直到1988年离休。随后，他又参与创办上海老年大学，并为之服务了十年。

在陈金华从事老年大学工作期间，蒋道福还曾作为学员到老年大学上课。“在老年大学的时候，我这个老同学是我的老师。”蒋道福笑道。

“蒋道福是1949届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毕业，我是1950年毕业的，但在我的概念里，我们其实一直以同学相称相待。”陈金华告诉记者，“因为那时候大夏大学就实行了学分制以及导师制，大家都有自由选课的传统。一起上课多了，就觉得都是同学了。”

2014年的晚秋，重逢在丽娃河畔的同窗，两位都已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了。他俩并坐，静静地端详着毕业证，时不时说上几句。《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两份证书格式一模一样，签署有“私立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附署有“教育学院院长黄敬思”，底纹上都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仔细端瞧，1949届证书制作年份是1949年7月，1950届证书的制作年份是1950年1月。可两份证书上都盖有一枚矩形的蓝色印章，有如下文字——“公历一九五三年三月卅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验发”。

那时候天下鼎革，事务繁忙。解放军进入大上海，不仅是上海，整个新中国都需要大量有文化的青年干部，许多人根本没来得及领毕业证书，就已经辗转到全国各地投入建设。据统计，当时上海共招收了8000名青年学子，藉此组建华东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当时仅大夏大学就有400多人应聘进入服务团，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随大军南下，也有地方上需要干部。比如蒋道福当年就前往东北，鞍山、沈阳都留下了她和她先生青春的足迹与为祖国奋斗的汗水。

大夏大学成立于1924年，系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的部分师生于上海发起组建；光华大学成立于1925年，系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两校各自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程，经历了大革命时期、抗战烽火以及内战岁月。一个个特别的年份，致使一些毕业证书与主人失联。

“比如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局动荡，学校也不得不内迁。有些即将毕业的学生，没有随学校内迁而直接回家乡了。也有人秘密参加了中共投入抗战。大夏、光华的生源本就以江浙沪为主，有些没有随校西迁的学生，甚至在战争中死亡了。”汤涛对记者如是说。

大夏大学被迫内迁的过程颇为复杂。最初与同为私立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两校之间的联合解体。至于当初校址设在大夏大学以南的光华大学，其校舍全部毁于日军轰炸。学校不得已租房上课，未曾间断。同时校长张寿镛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学校部分内迁四川，成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上海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对外改称两个学社——文学院称诚正文学社；理学院和商学院合为格致理商学社；原附属中学则改称壬午补习班。

这些经历内迁，又重返上海的毕业证书，虽然长期无人认领，却能保存完好，殊为不易。

往事重现

“学生程法正系安徽省绩溪县人，现年二十六岁，在本校法学院法律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照学位法授予法学士学位此证”。这是民国28年也就是公元1939年2月签署的一份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补行颁发仪式上，程法正的毕业证书由其侄子程竹如代领。

程竹如介绍，程法正是胡适的外甥，年少时常去胡适位于万航渡路的寓所小住。程法正的学籍资料袋如今依然在华东师大档案馆保存。从中可以查阅到，他于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学附中入大夏大学银行系学习，一学期后转入文学院英文系。休学一年。后再转为法学院法律系，1938年9月毕业。由于毕业证书须送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核签发，到发放毕业证书的时间已经是1939年2月了。

程法正的学籍资料袋里还有一纸担保书，收信人是曾任港澳办主任鲁平的父亲——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

“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侍，以顾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也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书信的落款为学生保证人胡适，以及学生家长程治平。

“当我们发现这份资料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判断是否为胡适所写。”汤涛告诉记者，“比如我们找来胡适的书法和各种文本的签名，对比他的笔迹，包括用笔的粗细，最后确定为胡适亲笔。”论起胡适子侄辈与大夏大学的缘分，则不止程法正一人。程竹如称，胡适的侄子胡思猷和侄媳李庆萱等都毕业于大夏大学。

还有一位黄文荃，系1935年考入大夏大学的学生。汤涛说，一开始对这位校友的下落了无头绪。而后通过网上搜索，竟然在1961年晋升解放军少将的张英回忆录中找到了线索。原来，这位校友在桂林读小学、初中。父亲去世后，在姐姐的资助下，到北平私立朝阳学院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英回到桂林，在雷平县立师范讲习所当教员。1935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到上海后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于1937年加入中共，曾经担任过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学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他作为党员骨干被抽调到新四军工作，改名张英。

大夏大学1949届经济系毕业生陆亮和黄文荃有类似的更名经历，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陆亮的女儿陆小伟这次专程从广州前来上海，领取了父亲当年的毕业证书。

陆小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我的父亲陆为立于2009年去世，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曾经的名字叫陆亮。这次我在上海的表姐看到报上刊登的消息，马上与我联系。表姐说，报上刊登的毕业于大夏大学的陆亮，就是我爸爸。我真的有些吃惊。我要代父亲完成遗愿，把他的毕业证书领回家装框裱好，和父母的结婚证放在一起，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最好的纪念物。”

根据陆小伟家人回忆，陆亮在1940年代后期就读于大夏大学。“那时候，父亲白天在南京路的一家洋行上班，下班后到了下午4点到大夏大学来读书。父亲本想毕业后去国外留学，去取得硕士学位。”陆小伟在发言时说，“当时父亲每个礼拜天都还要去市中心的沐恩堂做礼拜，并参加教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1949年以后，陆小伟的父亲逐渐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并在一位原电话公司朋友的介绍下，南下香港，为共产党工作，之后还写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由于陆小伟的母亲不愿意到香港去，早已改名陆为立的陆亮，经中共方面安排，于1957年到广州，进入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工作。之后，陆为立经历了诸多政治风波，当他1972年从干校回到广州的时候，他的女儿陆小伟则于1977年中学毕业下乡。1979年，陆小伟回城。由于高考没有考上，陆小伟又报考海关，还是没考进。于是她央求父亲，希望父亲能帮忙解决工作问题。没想到父亲给陆小伟回了封长达三页的信，其中写道：“人家去了海南岛三年，也没抱怨。你的同辈也有考上大学的。”当时的海南，是广东省最荒芜偏远的海岛。陆小伟记住了父亲的告诫——不要老是把“深受‘四人帮’迫害”挂在嘴边，要学会直面人生，向前看。”

1980年代初，恢复评职称。当时父亲说了一句话，令陆小伟印象深刻。父亲说：“我都六十好几了，职称不重要。”最终，父亲没拿到高级经济师的职称，为此遭到母亲数落，没有高级职称，在医疗待遇等方面有落差。可陆为立并不在意，甚至在1988年调至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后不久，主动提出离休。“让我做顾问，可是我根本没活干，顾什么？问哪些？年纪大了，还是回家最好！”陆为立说。直到去世，陆为立同志也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能拿到给予陆亮的大夏大学毕业证书。

对于顾芳老人来说，她对于夫君缪惟谋的印象，要比陆小伟对父亲的印象深得多。当得知第二天要去华东师大领取缪惟谋的毕业证书，本就身体不好经常失眠的顾芳，更是一夜未眠。1951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的缪惟谋，毕业后进入公安系统工作。当国家安全局成立后，缪惟谋又转入国安局工作。一口甜糯苏州口音的顾芳老人对记者说：“老缪过世两年了。邻舍隔壁一直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不过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比如隔壁有人生病，我们家有药他就会送去，还帮人家搽药。人家家里鸡不见了，他看到有人偷鸡，就跟到卖鸡的地方，抓住了偷鸡贼。邻舍对这些事都蛮感激的。”

岁月如歌

在本次毕业证书补行颁发仪式上，生于1928年的中科院院士胡和生女士，委托秘书代领了1950年大夏大学数理系的毕业证书。1949届化学系俞龙章的毕业证书，则由女儿俞燕平前来代领。“老父亲在安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来代他领。他年轻时曾去过学校两次想拿毕业证书，但不巧都没有人在，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在报上看到报道，上网一查，除了我父亲的名字，还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都是父亲之前常叫到家里来玩的朋友。” 俞燕平说。

除了今次补行颁发仪式以外，早在今年9月份，一场“以胜利之名的纪念——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展览，曾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史馆举办。当时，展板上一份1938年的毕业证书，曾经引起人们的关注。证书主人系修读土木工程专业的江西学子贾九龄。他恰恰遭逢了大夏大学的西迁。

1937年9月，因“八一三”上海战事，大夏大学的开学时间不得不一再宣布推迟。直到9月份，日寇炸弹投进了大夏校园，一些宿舍和教学楼都被炸成瓦砾。时任校长王伯群决定将学校西迁至庐山牯岭镇。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秀美的庐山上似乎也能闻到硝烟的味道。此际，大夏大学再次西迁至贵阳。在1938年夏天的毕业典礼上，没有出现贾九龄的身影。

“贾先生在江西老家高安县，是一位名人。”汤涛介绍说，“在高安中学内，竖有他的塑像和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这充分显示了大夏大学学生的培养质量。”记者查阅如今的高安中学网站，贾九龄作为学校的先贤出现在网页上，并显示贾九龄老人于2003年故去，享年92岁。校方对他的评价是：“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献给高安中学，是学校首批高级知识分子。他淡泊名利，德艺双馨，文理兼备，学贯中西，是高安教育界数学权威。……他是高安人民熟知的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

除了已颁发的十余份老毕业证书以外，目前还有400多份没被认领的毕业证书继续在档案馆库房里等待主人，除了一部分在抗战搬迁时遇水泛黄，绝大部分都保存完好。据介绍，华东师大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保存条件是按照相应的标准制定设置，恒温恒湿，温度常年维持在20℃至25℃，湿度保持在43%。华东师大校方表示，将继续尽力寻找失联毕业生线索，他们设定了一年的有效期，在一年的时间内，毕业证书的主人都可以前来档案馆领取，档案馆也可以根据校友要求，再补办毕业仪式。

在华东师大校史馆内，《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一面展台，下方放置着一排耳机。同时，展出有大夏、光华、圣约翰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各个时期的校歌。参观者可以随意选听。而在馆内“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信息查询系统”，更可以查询学校各个时期的师生名录。陆小伟点出父亲陆亮的名字，一帧和大夏毕业证书上一模一样年轻英俊不乏消瘦的面容浮现出来。陆小伟地激动起来，泪流满面，赶忙掏出手机拍摄，然后又意犹未尽地请人用单反相机，为自己和显示屏里的父亲留了一张难忘的合影。（记者 姜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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