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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老上海新闻的真相与八卦

2013-11-25 11:31 作者:姜龙飞 来源:新民周刊 编辑: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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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前的上海,清政权气数将尽,无论士绅阶层还是市民阶层,对于时局或新鲜事物的诸多信息是越来越关注了,但这些来源得不到核实的消息一般只在坊间流传,承担信息传布功能的事物主要有:茶馆、书场和竹枝词。

竹枝词的历史要追溯至唐宋,上海竹枝词的真正发展从明代开始,明代顾彧编纂过第一部《上海县志》,他也是竹枝词名家,他的《上海竹枝词》迄今犹存,其中的“黄浦西边黄渡东,新泾正与泗泾通。航船昨夜春潮急,百里华亭半日风”,生动记述了往昔上海风光。

到了清代,随着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热衷于用竹枝词进行反映,连不少有声望的士大夫如钱大昕、王鸣盛、王鸣韶等也积极加以提倡,因而使之盛极一时。随后影响最大的当数张春华的《沪城岁事衢歌》和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它们保存着许多在正史里无法找到的珍贵地方资料。

上海开埠后,虽然还有《别琴竹枝词》、《沪游竹枝词》、《沪江商业市景词》等余绪,词韵生动流畅地描写了上海的畸形繁华和形形色色的怪现象,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还不是新闻报道,充其量是纪实类文艺作品,直到新闻性报纸、杂志进入社会生活,人们才有了“一纸在手,观览天下”的便利与习惯。

《北华捷报》捷足先登

“印刷术是中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仿佛为了给马科斯·韦伯的论述添加一个历史注脚,就在上海的门户刚刚对西方打开不久,租界的洋人们便把被他们命名为“作品”的印刷品,惯性地移植到了上海。

1850年8月3日,一份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在上海创刊。这一年,据租界统计,上海只有可怜兮兮的210个外国人,而且未必全懂英文。号称亚洲第四通商大港的上海却还是破天荒地有了第一份可称为新闻传播媒介的连续性定期出版物。

为210位个体办报,洋人对信息的倚重、对知情的渴求,由此可见一斑。

既有“北华”,肯定少不了“南华”,这一地理界分源自最初在广东登陆的那一批西方侨民。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们落脚的广东以及附近区域,称为“南华”;与此相对应,则将广东以北、包括上海在内的广大区域定位为“北华”。至于“捷报”,显然不是指“胜利的喜讯”,而是指“快捷的报告”。

1864年7月1日,《北华捷报》又推出英文日报《字林西报》,前者改为日报的每周增刊。

第一份中文报纸出现在《北华捷报》登陆上海滩11年后。1861年10月,由英商字林洋行业主达伦创办的《上海新报》呱呱坠地。这是一份由外侨编印,专供华人绅商阅读的商报。论资历,它比《申报》还早11年。

《上海新报》初创时也是每周一刊,到了第二年的5月7日,才改为每周发行三次,即周二、四、六日出版。到了1872年7月2日,再进一步,发行日报,除星期日,每周出六期。这张报纸的开面比现在的4开小报稍长,宽窄则基本相当。

《上海新报》在发刊启事中称,“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当时正逢太平军兴,苏浙皖一带,“长毛”与清军彼此拉锯,激战正酣,双方呈胶着态势。为躲避战乱,上海租界滞留了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及浙闽等地的难民,其中很多富贵人家。这些人对时势政局、军事动态,以及家乡情况,都格外关注,对商情商业也十分上心,读报便成为他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手段。《上海新报》适时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可谓生逢其时,很受欢迎。

早在当时,《上海新报》就已自觉使用“信息”这一字眼,如“外国新到信息”,“外国信息”等。为迎合商绅人士素喜扮演消息灵通人士、即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心理需求,《上海新报》广辟信息渠道,博采兼收,以吸引阅读。举凡工部局公告、会审公廨判决、海内外要闻、本埠重要社会新闻、评论、读者来信、商品介绍、中外人士招聘求职告白、代办保险汇兑、船艘搭客等,无所不包。这种非常实在的致用操作,让商绅们在享受信息,满足精神饥渴的同时,也培养了吸纳意识和广告意识,学会了如何使用信息。

华人的来信和自由投稿,亦成为版面上最具亲和力的内容。例如当时在江南文人中颇为流行的沪游笔记(即观光散文)《租界“不夜城”揽胜》、《十里洋场走笔》之类,时不时会在报纸上露一小脸。1870年4月23日(早于《申报》创办两年),《上海新报》还破天荒首次刊登了民间人士创作的竹枝词,使这种具有民谣风格的诗体文字,登上了大雅之堂。

《上海新报》开风气之先,使中国文人自刻自刊自印自发的文墨传播形态,从此转换路径,文章面世与否的命运安排,从个人之手,交由公共传播媒介定夺。文人的创作,“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才有资格进入大众视野,否则就是自娱自乐,充其量半成品而已,得不到社会承认。而社会,也就是受众——受众的口味第一次成为鉴别优劣的尺度。

循此路径走去,报纸的“公器”面孔一步步浇筑定型。

主编《上海新报》的,一直是几位西籍教士,第一任叫华美德,第二第三任分别是傅兰雅和林乐知,都是精通汉语的中国通。另有一位中国助编董明甫,据说也是身手不凡。

作为《申报》创办之前上海租界唯一的综合性中文传媒,《上海新报》这种持续10年的发蒙力推、倡导熏染,使租界中上层华人逐渐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为后继者《申报》的传播,开创了相对成熟的消费氛围和文化习惯,也为日后上海各类报刊大量涌现,并最终占据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础。

《苏报》案的警世启示

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江新报》横空出世,成为《上海新报》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并且只用了半年就将对手挤垮,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中文商业报纸。但是,从这位新秀的名称上,仍不难看出它对老大哥的致敬和模仿,尽管它后来简称为《申报》。

创办人是同治初年来华经营茶叶丝绸的英商安纳斯脱·美查,因为后来生意不好,干脆改行,和他的三位友人,集银1600两,创办了这张报纸。其后虽白云苍狗,累换业主,仍香火因缘,不甘歇搁,直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经营78年,总计出版25600期。

由于采取了本土化的策略和亲民路线,初创的《申报》在几位华人主笔和馆员的努力下,很快脱颖而出,销量从起初的600份,到1889年美查离开时,增加到6000份。周期也从第五号开始,改两天一刊为每日刊(星期日休刊)。

在近现代上海新闻史上,《申报》这座平台上不仅矗立起史量才等一批风骨与才情俱佳的报人,更有众多轰动一时的创意,让上海人刮目相看。

1882年10月,《申报》以电报传送北京顺天乡试榜文,次日公开见报,引起轰动;1908年光绪去世前几个月,《申报》密切关注其病情变化,独家连续报道达30次以上,多次刊出御医入诊的“脉案”和药方。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11月16日,《申报》以最快的速度,独家发布光绪驾崩电讯:“上病大渐,今日(14日)酉正二刻升遐。”同时附一按语,以示其权威和谨慎:“此电于前夜接到,因恐不确,未录昨报。”

《申报》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及民国,举凡俄国十月革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四一二”叛变等中外大事,悉数无遗。还有大量市井琐闻、社会事件,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杨文道冤狱案等,也经它披露而录以为史。

1876年3月3日《申报》创办的通俗副刊《民报》(周三刊),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

1884年5月8日《申报》旗下中国第一份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旬刊)面世,同时另设申昌书局并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等,开创多种经营之路……

不可否认,《申报》行世78年,存史居功厥伟,但所刊观点是否都客观、公正,尚须另外计较。例如对《苏报》案的报道。

《苏报》原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在上海注册的一份报纸,因格调低劣频遭法律杯葛而被迫关张。1898年后,被湖南衡山人陈范买下接办。此人原为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被清廷革职,移居上海。陈范对晚清腐败的政治格局愤恨不已,接手后便主持《苏报》朝时政转轨,宣扬排满兴汉,其每日社论统由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吴稚晖等人执笔,标榜“以鼓吹革命为己任”。

嗣后,适逢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先后出版,《苏报》于是从1903年5月27日到6月29日,首推邹容《革命军自序》,继而以章太炎《革命军序》一文压阵。连篇累牍的造势,使《革命军》的知名度一提再提,老少咸知,不胫而走,占清末革命书刊发行量第一位。

《革命军》全书两万多字,畅论“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亟言社会已处于“不可不革命”的形势之下。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是辞锋锐利,对康有为等保皇一党痛加批驳,直斥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苏报》在推介该书时称:“凡我汉种,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

《苏报》此举极大地伤害和动摇了清王朝的意识形态,引来仇视自是必然。然而,《苏报》位于汉口路20号,是公共租界的地盘,上海道袁树勋对之虽恨得牙根痒痒,但碍于洋人的“租界治权”,无法直接下手,只好一再催促租界干预。1893年6月30日,租界巡捕房在得到地方政府“租界之案在租界审办”的承诺后,方才答应“酌行”,逮捕了章太炎。第二天,一直藏身虹口一传教士家的邹容闻讯后自动投案。

逮人一事虽已酌办,但随后在关于封闭报馆与引渡案犯等问题上,租界同清政府产生了严重分歧。双方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考量,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按清政府原先设想,欲将邹容、章太炎“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然而,租界当局并不认为邹、章等人罪该当诛,迟迟不肯移送案犯,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自治地位的角度考虑,他们也不愿听命中国政府。

租界的一系列决断使清政府大为恼火,据说上海道袁树勋甚至企图用武力劫持邹容、章太炎。无奈之下,袁树勋下令会审公堂停堂,以拒绝审理涉及租界的一切案件为要挟,租界当局这才作出让步,出动警力封闭了苏报馆。但对“移送”邹章二人的要求,则坚决不肯让步,并且一意孤行地按西律,对二人分别作出了监禁2至3年的判罚。后来,被判3年监禁的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后东渡日本,获刑2年的邹容却不幸于刑满前一个半月(1905年4月3日),瘐死西牢(今提篮桥监狱)。

有事实证明,《申报》在对《苏报》案的报道上,因立场观点的不同而站到了为国人所唾弃的那一方。这是它的宿命。

《密勒氏评论报》的“红星”与《点石斋画报》的“八卦”

1917年2月的一个雨天,一艘刚刚抵沪的货轮缓缓靠上了虹口码头,船桥上走下了前不久刚刚辞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职位的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他是应新闻学院院长W.威廉的推荐,来上海帮助前校友密勒创办《密勒氏评论报》的。

同年6月9日,《密勒氏评论报》创刊,报社编辑部就设在苏州河北岸的礼查饭店。这是一份面向英美读者的英文报,“通常有40-60页”。两年后,密勒退休,鲍威尔由编辑接任主编。

1923年5月5日晚,鲍威尔在从南京前往北京采访的火车中,亲历了著名的“临城大劫案”,同一批来自美、英、意、法、墨及罗马尼亚的友人,被劫持到一个名叫抱犊崮的土匪窝达两个多星期。其间他托当地村民偷偷带出的“匪窟内幕”系列报道,除了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还为世界各地报刊广泛传播。

1941年12月20日,鲍威尔被以“国际间谍”罪遭侵沪日军逮捕。同期被捕的还有美联社的莫里斯·哈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凯恩、英文《大美晚报》主笔弗雷德·奥柏和老资格的英国编辑兼批评家、专栏作家伍德海特等。

5个月后,当双脚已患上严重的感染性坏疽死的鲍威尔离开监狱的时候,已经虚弱到了“和长期绝食的印度圣雄甘地很相像”的地步。

鲍威尔后来在自传《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追述了他在远东的这两次劫难。宣称:“我爱中国土匪,不爱日本士兵。”

在近代新闻理念的熏陶与支配下,鲍威尔主政《密勒氏评论报》期间,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勇于担当,视真实为生命的新闻理念。他曾授权特约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并从1936年11月14日起,在该报首先连载斯诺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和《毛泽东访问记》。鲍威尔未必信奉共产主义,但就一个新闻人而言,真实就是最大的道德。

1947年鲍威尔病逝于华盛顿,他的儿子小鲍威尔接替了他的工作。也就是说,上海解放后,美国人办的报纸仍然在红色中国的土地上正常出版发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商媒体。在解放初期中外信息隔膜的状态下,《密勒氏评论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有关中国最新消息的途径,向海外读者讲述了“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新文明建设中所发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该刊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施用细菌武器等罪行,美国政府对其实行禁邮,使之缺少经济来源,不得不于1953年6月停刊。后来,小鲍因曝光美军使用细菌弹而遭美国政府起诉。

同样事关真实,早在创刊初期的《点石斋画报》,却因一招不慎而蒙羞,这对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也是一场深刻的教训。

1888年,《点石斋画报》连续刊登三则关于西方人如何对待尸体的图说。第一则:《缩尸异术》。称美国名医苦孛而,能用特制药水,将新尸缩小到“长仅一尺五寸,阔一尺二寸,厚一寸三分,其坚如石,历久不腐”,盛殓携带都方便。“此法一开,而新鬼虽大不足恃矣”。第二则:《格致遗骸》。称苏格兰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将尸体熬油,制成碱屑;将骨头粉碎,化为肥料的格物(尸)致用之术。第三则:《戢尸类志》。说是巴黎城外某寓所,横陈无头尸体一具,手握一纸,上书系自杀云云。数日后,邻人在200里外发现了他的脑袋。经细查,原来此人先将脑袋拴在一个大气球上,然后割脖子断颈,气球遂自动升空,把脑袋拖走,挂上一棵大树梢;另一人更绝,也是自杀而死,死前腰揣10法郎,立遗嘱欲以此金酬人,请人将其尸体切块,送动物园,“愿各兽尝吾肉之美则无憾矣”。

图说发表后,引来一片哗然,欧美各国驻京使臣紧急磋商,联袂行动。1889年1月15日,清廷总理衙门收到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递送的外交公函,就《点石斋画报》所刊图说,代表德国及美日英俄法比西(日斯巴尼亚国)八国,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画报公开道歉(“认咎之语宣入报中”),并要求“地方官令该华人不得再有捏造之报”。

总理衙门接函后,当即知会上海道府,道府转饬租界审判机构会审公廨,派中方谳员(法官)负责查办。画报虽辩称各画均取材新闻,并非凭空臆造,但“嗣经确探,始知事出子虚”。1889年2月19、20、21日,点石斋连续三日在《申报》、《沪报》刊登中文“告白”,随后将译稿交2月23日《字林西报》、《晋源报》,再以英文“登报声明前误,以释群疑”。

此案既出,不仅对《点石斋画报》是个教训,在近现代中国新闻史上,也是一个沉重的警示,不无启迪。此后,纵观上海的主流媒体,特别是民营的、主张中立的报刊,在客观性方面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文 姜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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