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杨明生

笔者在全国重要产粮区鄂西北地区调查发现，农村大规模实行土地流转后，越来越多的流转主体尽量少种或不种粮，而是什么赚钱“种”什么。一些工商企业参与土地流转后，更热衷于“挂一接二连三”搞开发，“非粮化”经营的动作更大。譬如宜城市小河镇一吴姓老板就流转了数百亩土地种植花卉苗木。在宜城市刘猴镇，一位尹姓房地产开发商就整体流转了该镇胡坪村近5000亩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其实就是搞种植中药材和景观苗木。也有经营者在平坦肥沃的农田里建永久性建筑，或将耕地变成市场、停车场、企业厂房，或挖鱼塘、建养殖场，或把庄稼、蔬菜、果树等当做“配套景观”，用来搞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等。譬如位于207国道旁占地上千亩的襄城区“沃地农业”项目区，就建起了别墅、亭台楼阁、园林景观，怎么看都很难与农业挂钩，就更别说与粮食生产沾边了。某市的一份资料显示，该市土地流转大户前10强中，实际以种粮为主的只有4家。不少基层群众对这种“非粮化”经营趋势深感忧虑。

土地流转后，导致土地“非粮化”经营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种植粮食效益低下。正常年景下，农民自种粮食一亩地一年能收入上千元，如果土地大户种粮食，不仅单产未必有小户高，还要付800元左右的租金，付少了，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大户承担不了。有基层干部测算，如果种水稻，按目前收购价，土地流转价超过800元/亩，经营者就很难有效益。宜城市邓冲村种粮大户王庆禄说，种粮基本上还是靠天收，风调雨顺时还能赚点，遇上灾害就只能认赔；前两年持续干旱，粮食减产不说，粮价下跌，亏本的大有人在，而且种得越多亏得越狠，“规模效益”变成了“规模亏损”，能保本算是好的；今年开始是春旱，小麦进入扬花灌浆期后却阴雨连绵，夏收减产已成定局。还有土地经营户说，先扛年把再说，实在扛不住了，要么搞非粮种植，要么弃田撂荒。

其次是政府引导出现偏差。从典型的“高产穷县”区来讲，过去在粮食生产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错过了不少“大干快上”的机会，粮食生产多多少少成为地方发展的包袱。从宜城农民收入构成看，种粮收益只占农民总收入的15%左右，种粮顶多能混个“肚儿圆”。加上连年丰收，不少基层领导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对粮食生产不那么重视了。有基层群众说，现在是领导不讲种粮，老百姓不想种粮，政府引导调整产业结构无非就是“改粮”、“农转非”。从实际效果看，土地流转“非粮化”并非一无是处，不仅减少了耕地抛荒弃耕，而且效益是种粮的3--5倍，农民多得实惠，也增加了GDP，这几全齐美的好事是不少官员十分乐见的。因此，“非粮化”项目往往会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

其三是粮补政策有待完善。曾连续两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种粮大户”的宜城市雷河镇辛常村农民童启国说，国家种粮补贴政策规定是“谁耕种补给谁，不耕种不补助”，但实际上土地流转后，政府的种粮补贴还是给了原耕地承包户，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往往拿不到补贴，这不够公平。调查也发现，补贴发放有待规范，部分种植非粮作物的村民也在享受着本应补贴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

民以食为天，无粮民不稳。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粮食生产虽然实现了“十连丰”，但粮食生产的基础仍需强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建立粮食生产经济激励机制，调动土地经营者的种粮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健全耕地流转用途监管机制，防范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进而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提高粮食的可持续性增产能力，值得认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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