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胡敏

两年来，国务院带头简政放权，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4年底，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削减1/3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完成。简政放权，充分释放了制度红利。商事制度改革以来，2014年3月—1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146.69万户，同比增长16.82%，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数由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至现在的1.06万户。其中，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持续快速增长。

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简单地认为，简政放权就是一放了之，结果导致一些权力下放了，监管没跟上；或者权力下移了，下面没很好接住，出现监管真空。有的地方片面理解行政权力调整事项，盲目取消或变更法律法规赋予的审批事项；有的部门不顾基层实际，一股脑地将管理难度大、责任重的事项下放给不具备监管能力的基层单位，造成基层负荷加重、运转失灵。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过去一个时期，政府手里拥有太多行政审批权，事事要立项，项项要审批，过多审批权就像网一样束缚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政府管得过多过细，造成机构膨胀臃肿、运行效率低下，还容易带来寻租腐败问题。从两年来的实践看，通过简政放权，政府从管不好、不该管的领域退出，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企业和市场活力的“加法”，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简政放权绝不是放任不管。市场失灵和经济负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对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提出现实要求。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对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提出更高标准。这些现实要求和更高标准归结起来就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能；确保落实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稳预期、惠民生的经济政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简政放权，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

简政放权被本届政府作为“一场自我革命”，其意义不同于以往。这次简政放权不只是体现为政府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权力，更是要彰显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逻辑，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其实质是要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放活、放好、放到位；“管”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管权、管责、管制度。放和管就像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

针对一些地方或部门视简政放权为一放了之、放管分割的错误观念，应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后，不能做甩手掌柜，两手一摊，啥事不管，而要明确“放”与“管”的边界，有的放矢，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在此基础上，还应建好配套制度。放权必须解决好“谁放权、怎么放、放给谁、放后做什么”的问题，在下放权力的同时考虑好权力对接和依法监督管理，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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