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具备“颠覆性”，意味着什么?既然是鼓励“颠覆性”的创新，是不是也需要“颠覆性”的方式?

学界普遍认为，颠覆性技术代表科学创新的最高峰，与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渐进性创新”不可同日而语。所谓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指能够打破传统技术发展路线，产生颠覆性效应的技术，创新力度之大，足以改变游戏规则。

这样的创新，可能是基于坚实科学原理的基础创新，比如量子计算机凭借量子科学对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的“驯化”，能在几秒钟内处理经典计算机要处理几百年的复杂问题;也可能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比如人工智能就融合了计算机、数学、脑科学等多个领域的新成果。

近年来，颠覆性技术创新越来越受到各国关注，我国的投入力度和成果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一次演讲中表示，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观点激发不少科研界有识之士的共鸣。

的确，颠覆性技术创新要从“多点突破”跃迁至“系统推进”，需要培植让顶尖人才“放开手脚”的良性生态，建立容得下“有悖常理”新探索的宽松机制。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创新需要高质量人才，更需要高质量机制，要不拘一格，足够包容。

首先要为基础前沿研究建立稳定支持体系。颠覆性技术剑指创新“无人区”，宏观上虽可预判，微观上却无法预测。做“前无古人”的研究，不确定性强、失败率高，短期集中攻关未必立竿见影，需要保证科学家充分的自由和耐心，让他们敢于瞻望科学的新边疆。

其次，构建交叉融合平台，重视跨学科合作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颠覆性技术创新不可能是小团队“闭门造车”的产物，创新型国家尤其需要站位高远、视野开阔的科技领军人才。如何培养懂得“拿来”和“美美与共”的高层次、高水平人才，是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需要关切的课题。

第三，颠覆性技术需要产业化环境，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化解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谷歌、特斯拉等新一代“最聪明”科技公司之所以做出了影响力远超特定行业的贡献，市场机制与资本支撑是不可忽视的要素。许多重大创新难以规划出来，还可能被简单僵化的投票机制“投死”，但市场可以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长注入必要的活力。（半月谈记者 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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