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实际管理规模超过10万亿元，主要是因为股权类私募基金扩张。这一规模的快速扩张主要原因是高净值人群持续增多。除了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当前行业发展还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等现象，根除弊病需要在法律、监管、市场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约为2.07万家，较上月增加542家，已备案私募基金6.06万只，较上月增加1954只，管理基金规模为10.21万亿元，较上月增加2600亿元。今年以来，正在运行中的私募基金实际管理规模首次超过10万亿元，与规模为11万亿元的公募基金差距继续缩小。

在看到私募基金“跑步前进”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行业内部的潜在问题也在增多。例如，部分畸形私募公司“兼营”投资与融资活动，增加了潜在金融风险。又如，部分私募资管活动以合同约束代替信托约束，“只管合同不顾投资人利益”的问题依然存在。要根除弊病，需要在法律、监管、市场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让私募基金回归资产管理行业本源，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正轨。

私募股权市场里程碑

“私募行业实缴规模突破10万亿元，意味着私募基金目前的规模基本与公募相当，成为资金市场的中坚力量。”格上理财研究员徐丽说。

截至2017年9月10日，基金业协会自律管理下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达54.09万亿元，较2016年底增长4.9%。其中，公募基金规模为11.20万亿元，较2016年底增长22.3%;私募证券和私募股权基金规模为10.25万亿元，较2016年底增长31.2%。

从行业自身发展看，步入“10万亿元”时代后，私募迎来黄金发展阶段。徐丽表示，随着公众对私募行业认知程度的提升，行业内逐渐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优秀私募机构，将引领整个私募行业蓬勃发展。

“私募基金突破10万亿元是国内私募股权市场的里程碑，也是2014年以来新一轮私募发展大潮的必然结果。”第三方股权投资机构投中研究院分析师付晓旭表示，在央企混改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私募基金进入“互联网+实体”、芯片制造和机器人研发等行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在经历前期超高速发展后，目前已有超过2万家私募管理人和超过6万只私募基金，难免会出现一些乱象，这些问题反过来对私募行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行业发展转型任重道远。

规模增加源自配置需求

私募基金规模为何能快速增加?细看私募规模增加的结构，可以发现，股权类私募基金成为规模增加的大头，证券类私募反而出现下降趋势。

基金业协会统计显示，今年以来，股权创投私募规模增长了1.68万亿元，达到6.37万亿元;证券类私募基金今年以来继续缩水，下降了5201亿元，只有2.25万亿元。总体看，私募股权、创业管理人的资产管理规模占全部私募基金的比例为62%，成为推动私募规模跨入10万亿元大关的主要力量。

付晓旭表示，从资金的供给端来看，资本市场的资金首先来自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近年来，我国高净值客户人群数量增加显著。根据招商银行报告显示，从2006年至2016年，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从26万亿元增长至165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高净值人群从18万人增长至超过180万人。这从资金源头上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发展空间。此外，国内受资本市场监管和金融衍生品不发达等因素限制，居民可投资的金融工具有限，也从侧面促成了私募股权基金的迅速成长。

从政策环境来看，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起促进了私募股权基金扩张。目前，国内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约为2.5万亿元，国字头基金的入场带来了政府层面的驱动力，提升了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的增长速度。

格上理财研究员雷蕾也认为，今年以来，股权类私募基金规模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高净值人群的增多。近几年，投资股权市场的高额回报让更多投资者看到财富效应，高净值投资者、政府引导基金和私募管理人均竞相涌入。此外，新股发行常态化在一定程度上利好私募股权退出。随着国内投资者的不断成熟，股权基金作为配置工具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发展不均衡不容忽视

在看到私募行业发展成绩之余，也不能忽视当前行业发展面临的地域发展不均衡和“二八分化”现象。

基金业协会统计显示，截至8月底，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私募管理的基金总规模达6.34万亿元，占私募总规模的62%。相比之下，其他辖区私募数量和规模要小很多。大连、云南、河南等14地的私募数量不足100家，其中青海仅有12家。

从私募管理人规模分布看，超过八成的私募管理人规模低于1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低于5亿元;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管理规模的共1.78万家，平均管理基金规模为5.74亿元。超过100亿元规模的私募管理人仅有169家，50亿元至100亿元规模的私募管理人为210家，1亿元至5亿元的有3641家，0.5亿元至1亿元的有2034家。

业内专家表示，剔除区域经济发展因素，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背后，主要与私募基金自身的信托关系不清晰、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不清晰、市场化信用机制不健全等内部因素有关。反过来看，那些信托关系落实较好、投融资功能清晰、市场信用机制健全的地区或城市往往能带动私募基金更好、更快地发展。

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认为，信托与委托关系不清晰，导致部分行业实践脱离了信托关系的有效约束。委托关系只要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过失等限制性条件，管理人在持续性管理运营中，并不承担忠实于投资者的法定义务。这可能导致潜在非法私募等现象的出现;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不清晰，监管重心与实践不匹配，部分泛私募资产管理“兼营”投资与融资活动时，必然产生监管空白和套利，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市场化信用机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风险自担”的投资文化。个体信用约束严重不足，在资金端表现为“刚性兑付”产品从银行延伸至信托、资管，在资产端表现为对基础资产缺少合理的风险定价，“风险自担”约束达不到实效。

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应从市场制度与市场行为不匹配的视角思考。洪磊表示，从法律层面看，应当修订完善《证券法》《基金法》等相关法律，充分发挥特别法的专业价值，将各类资产管理纳入统一规范，根据本质特征确立各类资管活动的法律属性、活动边界与行为规范，为行业统一监管奠定法理基础。

洪磊表示，从监管层面看，要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决策与协调职能，统一资产管理的上位法要求，实现功能监管。从市场层面看，要推动现代化行业治理体系，建立市场化信用体系与信用文化。要以个体信用的积累、运用为基础，逐步推动个体信用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打破市场与监管博弈和监管套利的怪圈，推动市场主体回归行业本质，以持续的专业性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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