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件事，让中国的乡村教育问题，再次被集中关注。

第一个是此前刷屏的“冰花男孩”。“冰花男孩”王福满的最新动态是，有“爱心机构”在寒假把他一家接到了北京，实现了他人生很多“第一次”，圆了一个到北京看看的梦。

第二件事，是一部叫《一个人的课堂》的电影上映，讲述一个叫“宋文化”的乡村代课教师，倔强地坚守乡村，守护最后一个学生的故事。虽然这样的题材并不新，但电影拍得真实细腻，非常催泪。

第三件事，是马云邀请80多位企业家朋友，在三亚组了个“饭局”，讨论共同推进“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马云认为当下乡村教育最需要提升的是寄宿制学校，要给乡村孩子配备校车、改建校舍、培训宿管员，让步行几个小时去上学的孩子，能够少走路、有陪伴。

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关联的，都代表了政府努力之外，民间力量对解决乡村教育问题的思考和行动。

通过这些事，能让公众更多关注到乡村教育问题，当然是好事。总比以前发生车毁人亡的校车事故才关注要好。

同样的，这三件事都令人感动，也都不乏争议。其实可以看作未来摆在“冰花男孩”面前的三条路：一是靠爱心人士救济，改变个人命运;二是上离家最近的乡村小学，哪怕和一个老师几个孩子一起，至少能够“就近入学”;三是能有一所经过改造的学校，成为一个乡村寄宿生。

对每天步行几个小时、甚至“用生命上学”的王福满们来说，哪条路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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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心机构”组织的冰花男孩北京之行，舆论有很多批评声音，认为这是“消费苦难”或者是“炒作策划”：帮他圆了来北京看看的梦，回去以后不是还得走路几小时上学?帮助了一个“冰花男孩”，其他有类似境遇的孩子怎么办?

我倒觉得不必如此苛责。偶然性、对象化是舆论驱动型公益的典型特点，也是传播规律决定的。冰花男孩被报道出来，有很大偶然性，密集关注也可能带来“过度帮扶”。不过单就个体来说，他有这样一个梦想，能够帮助他实现，不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针对个体的公益，很难要求对类似群体也“一视同仁”，政策和公共服务才要求普惠和公平。

不过，只帮助一个人，也要注意保护受助者隐私和尊严，注意把握尺度，不要变成炒作营销，尤其是受助者还是未成年的孩子。

至于“一个人的课堂”，这种奉献和坚守精神当然值得尊敬，而且这种“一人一校”的地方现在还有不少，每年马云乡村教师奖的获奖者，都有不止一个“宋文化”。

但是，倔强坚守背后，也有很多无奈和心酸。老师待遇微薄、学习条件艰苦，实际上也不利于孩子成长。仅能满足孩子“我要上学”的最基本要求，科学管理和教学根本无从谈起，也吸引不来优秀的老师。

这样的故事，在城乡发展均衡的地方偶有发生，是佳话;在城乡严重区隔的背景下一再出现，是悲剧。可以为老师的坚守和学生的坚韧感动，但不能对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状唱赞歌。

很显然，即便身边有一个“宋文化”，王福满们的未来也不在“一个人的课堂”。而且，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学校撤并，“家门口”的学校也不多了。

这两年，教育部门对“一刀切”的撤点并校有所纠正，明确了“适当保留”的原则。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和适龄人口减少，乡村学校减少合并也是大势所趋。

只不过，并校不能变成“甩包袱”，相应的教育配套服务，对投入和管理的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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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冰花男孩”王福满来说，北京也逛了，心愿完成了，但寒假结束，仍要面对冰冷的漫漫上学路。

到北京等大城市读书，不太现实;村里家门口的学校，也回不去了;父母不在身边或家庭不完整，无法陪伴他们成长。眼下最需要的，可能一辆安全的校车、一个能寄宿的学校，还有生活上的照顾陪伴。

这时候，马云出场了。

一直专注教育公益的“马老师”，在乡村教师计划、乡村校长计划、乡村师范生计划之后，又推出了“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

1月21日，马云在三亚召集郭广昌、冯仑、史玉柱、曹国伟、熊晓鸽、沈国军等80多位国内知名企业家，“一起商量解决乡村教育的寄宿制方案”。

在这场对媒体开放的午餐会上，马云罕见使用了PPT，展示了他的工作团队从全国各地采集的孩子上学的照片。其中也包括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张“冰花男孩”。

马云说，他30多年前刚当老师，在浙江临安乡村见过一个小女孩早上5点一个人走在上学的山路上。“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有那么多孩子上学路成为问题。”

A8新媒体集团董事长刘晓松是连续参加三届乡村教师颁奖的企业家。他在现场分享自己做了一年“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经验。

“在一所乡村小学，我看到了丢一在角的捐赠的钢琴。学校说，没有用，因为没有人会弹，但又不能随便处理，现在主要供人“参观”。

刘晓松说，贵州极贫地区调研让他明白，这些地方可能并不缺校舍、物资。一些硬件齐全的校舍，因为没有学生空在那里;但是他们缺的是好的老师。但是在这些偏远地区，仅有十人二十人的学校，没有老师愿意下去。

这说明，马云的这个计划，并不是因“冰花男孩”而起。但“冰花男孩”的出现，恰好证明了做这些事的价值。

不过，这个计划宣布以后，很多人对马云说“100人以下的学校都要合并”产生了质疑，认为这会导致之前过头的“撤点并校”再度回头。

事实上，从50多万到20多万，能撤的学校其实已经撤得差不多了，一个民间基金会，也没有行政权力去撤并学校。从语境看，他只是想证明，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更适合寄宿，也更有利于吸引人才，提升教学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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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冰花男孩”梦想的赞助，还是“一人课堂”的坚守，哪怕只能帮助一个人，也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人们对他的期待，已经不只是帮助一个人、一个村甚至一个县，而应该在公益模式上探索创新，成为企业做公益的榜样。

不过，教育首先是政府的责任，要解决“冰花男孩”背后几千万乡村孩子的教育问题，最终还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来兜底。

事实上，国家层面对规范撤点并校、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已有明确规定，并纳入了教育脱贫攻坚计划。民间力量能做的，主要是对政府行为的配套服务和查漏补缺，为农村教育服务探索标准，打造样板。

比如，对宿管员进行专业培训、为寄宿制学校改造厕所、给女生宿舍设计窗帘，这样的事，政府部门一般管不过来，也做不了这么细致。但民间力量的公益心态、商业手法，可以做得更细更有效率。

在午餐会现场，马云畅想了自己理想中的乡村学校图景，就像他喜欢的电影《阿甘正传》中一样，“周五用校车将孩子们送回家，周一早上再从村口把孩子送到学校;农村里的留守妇女通过培训成为生活管理员，照顾孩子们生活;学校规模大了，有几百个学生，教师也有积极性。”

这样的上学路，能否成为王福满们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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