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教授：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制约瓶颈，是没有构建成一个富有活力、统一性、区域性的市场。表现为我们的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迅速的集结，我们的生产活动不能对接协作，更不能互补互助。

造成这两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体制机制束缚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严重；国有企业占比比较大，民营资本比较少；特大企业比较多，中小微企业比较少；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性的市场游戏规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王辉：

制约京津冀发展的症结，大家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京津冀的政府作用是超强的，市场作用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却有明显的不足。理想的城市群的资源配置就像是西式婚礼上的香槟塔，市场机制就是让资源到最合理的地方，每个杯子都是满的。这是一种合理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群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京津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谁的嗓门大，谁的行政地位高可能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分社常务副总编辑崔军强：

刚才各位已经讲到了，对河北的承接方来说，需要北京疏解高端产业比如协和、北大，但北京市说我给你的是动批（动物园批发市场）。我曾与一位北大的朋友聊天，我说京津冀一体化如果让北大去河北有没有可能，他说为什么？我说要疏解，他说你疏解不能把根子疏解掉，北大的跟在北京，怎么能疏解出去呢？其实，问题的背后是京津冀一体化采取的是市场化的手段，还是行政手段。

一体化过程中主要手段应该是市场化。北京市没有权力强行让一家企业搬迁到外地。比如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外迁，可以疏解三十万人口。但是，如果你不搞行政命令了，就等于又是空谈，又是热闹一场。所以，在顶层设计中，肯定既要强调市场行为，又得有一定的行政干预，只不过是二者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而已。

如果没有高层领导来牵头的话，最后可能还是三地各打各的小算盘。但是有没有一个支点呢？可能还是有一个支点的，就是中关村是不是可以上升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支点，成为一个抓手。中关村科技园区有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总收入大概3万多亿。我问过一些企业家，企业在北京的成本这么高，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房租等等，为什么不放到河北，他说我不想去，我一脱离中关村园区，很多政策享受不了。目前，所有的企业家都愿意把产业和研发放到北京，我问他们如果把企业放得北京周边，他们愿不愿意去，结果只有个别人愿意。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结果显示放在北京还是比较划算。如果真正能把中关村国家级的园区覆盖到京津冀核心地带，我估计肯定有很多包括像联想这样的企业，愿意把生产地搬出去。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到底是要市场化，还是要行政化的问题，但是这确实需要国家来批准的。如果有这么一个支点的话，可能对京津冀国家战略推进会更快一点。

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王文化：

京津冀一体化应该怎么做，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协调”。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让这三个地方使劲往里凑，过十年以后还是这样。北京从目前来说是满足北京发展的需要，你不可能让北京市从全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不是它的权限范围，河北也是这样。

怎么解决落差也是一个问题。

这几年北京对河北的生态补偿也有。原来，承德和张家口一些有水的地方种了水稻，但是因为种水稻需要施肥，水质有污染，后来北京市提出补给一些钱，别种水稻了改种玉米。包括天津水源很多都来自潘家口水库，有一次我们到库区看，当时县委领导说，天津从来没有给过他们援助。后来天津市给了这个地方一些钱，也就是临时性的。关键是这些补偿没有形成机制。

第三是怎么增进共识。

京津冀一体化看起来是社会经济的差异。但是现在的核心还是文化的差异，其实怎么能够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其实北京、天津、河北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但是现在心理距离比较大。目前，关键是做到先富帮后富。

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刘元旭：

北京为什么对京津冀协作很积极？雾霾问题、交通拥堵、人口过度聚集等压力，使得北京希望通过协作把人口疏解出去。但是人口的疏解，意味着部分功能的分离，包括产业的分工，因为人和产业和功能总是聚集在一起的。你把人疏散到三河燕郊去，他还要到北京上班。但是人口的分流、产业的分离，包括功能的分离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北京也有自身的财政税收的压力、经济发展的考量，包括就业等等。它会不会把肥肉留给自己，把鸡肋抛出去。这样，河北和天津积极性不高，你把三高一低的东西转移到我这边来，根据我的定位，我也不愿意要，所以在这种舍与得之间怎么寻找利益的共赢点和平衡点，我觉得这点必须要理顺。

新华社天津分社副总编辑张涛：

第一，京津冀一体化的产业疏解有多大可能与希望？我们当时在中关村采访汉王就是典型的例子，你不用逼它，它自己走了，它把厂设在廊坊。所以很多人讲企业外迁的难度，实际上，只要提高“三高”排污费，成本提高他自然走。汉王企业本身是高科技企业，但是他受不了北京的高成本。

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化程度不够，无论是你的市场环境或者是市场要素各方面。京津冀区域，政府的力量太强，比如说民间投资北京是34%，全国是63%，国企数量北京占21%，河北只有5%，这个地方市场化的程度真的不行，因为政府的力量太强大了。

京津协同发展是貌合神离，三地之间大家你想你的，连接三地的交通很多都是断头路。比如京津城际铁路，当时在建的时候就把河北廊坊给抛弃了，两个地方之间就是不愿意带你玩。

随着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京津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北京不能做的到天津可以做。现在，天津的很多旅游景点90%以上都是京字头的大巴，很多企业选择在天津投资，去年天津吸引的内资中京字头的占了30%，口岸进出口货物来自北京的超过了20%。因为天津的成本低，天津的滨海新区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后它有政策优惠。所以，有些时候不用行政的力量它自然就一体化了。

我认为，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先易后难，先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北京到天津之间非常方便，但是去河北挺难的。比如说去廊坊，高铁不经过你，你去石家庄更难了。按道理这两个城市之间完全应该有高铁，天津到保定的高铁到现在还没有修通。所以我觉得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交通发展起来后，能加强三地之间的融合和交流。

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王海征：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个地各想各的，各有各的利益，实际上客观上是三者割据的格局。每个地方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在全局中，我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在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地方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思考问题了。解决京津冀一体化这个问题，应该从国际的大背景，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来设计京津冀地区的功能定位。

京津冀要学习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验。长三角、珠三角用中央协调了吗？没有，中央当时让广东搞改革，不给钱，给政策，珠三角就干起来了。长三角呢也没有让中央来协调，他们靠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确需要高层协调。为什么呢？各自为政的格局如果不通过更高的行政力量来打破它，仅仅通过市场的力量难以打破。在长三角、珠三角，市场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在京津冀一带市场发育程度太低，相反行政的力量太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仅仅靠京津冀三地政府自觉地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更高层级的行政机构来解决。

在此基础上，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我们对市场要有信心。市场发育起来以后，实际上地区之间的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强调京津冀一体化的成功与否，在于我们京津冀地区的改革成功与否。如果我们这个改革的步伐加快，真改、真到位，京津冀一体化的步伐肯定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