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之下“官不聊生”了吗

文 王鹏权

1月15日发布的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再次强调：严禁公款宴请、赠送节礼、违规消费；严查党员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变相公款旅游；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各种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并要求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禁令”一出，便有一些媒体声称“官不聊生”。人们听得多的是“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则难得一闻。那么，“禁令”果然使“官不聊生”了吗？

在收入与生活水准上，官与民本不应区别对待。如果用公务员取代官的概念，那么他们与普通民众不同的只是要用手中的公权力为人民服务,所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应是权力体系的基本伦理要求。而“官不聊生”隐含的逻辑似乎是公务员的收入与生活水准必须高于普通民众，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依靠公权力甚至滥用公权力为己服务，由此造成各种公务开支超标、特权现象频现，并且加剧了公务员群体依赖公权力、挥霍公共财富、享受特权的惯性思维与行为方式，骄奢淫逸之风由此而来。

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发布了包括八项规定和各种“禁令”在内的条文。这些规定与禁令对公务员的影响，绝非“官不聊生”一语所能囊括。中央的规定让当官不易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整治官场不正之风，让为政者回归公仆的本色，让真正为民服务者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让公权力真正为民所用，国家财富真正造福普罗大众。

具体而言，中央禁令之下，有“好过者”，也有“不好过者”。“好过者”，是让那些清廉之官不用再为钻营的机会成本而吃亏、焦虑，让真正的德能勤绩廉标准落到实处。真正感觉“不好过”者，只是那些曾经拿着纳税人钱财挥霍无度、享受特权的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对他们而言，“禁令”一出，曾经的大手大脚被紧紧束缚，曾经的特权被悉数拿走，曾经建构在公权力滥用与公共资源私用基础上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于是就受不了了，就喊什么“官不聊生”。

只有让真心为民者有充足的施展空间，让钻营投机者无所施其伎，才能肃清官场风气，转变官场生态，进而优化社会风气，激发整个社会的正能量。只有扫清官本位意识和生存的土壤，才能拉近官与民的距离，提升行政效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说“禁令”之下“官不聊生”，是夸张而不是事实，是对“禁令”的情绪化抵触而非理性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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