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不该“一刀切”吗

 文 滕朝阳

近日，新京报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在东、中、西三个地区的省份随机抽取了100名公务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官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公务员的生活普遍受到禁令的影响；而65% 的受访者认为禁令过于一刀切，对基层普通公务员应提高福利待遇。

一个微调查，其价值固然不宜估之过高，但也不能谓之无价值。2013年，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为的禁令密集出台，这一年也因此被公务员称为“禁令年”。从这个微调查不难看出，禁令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但存在反弹的压力也毋庸讳言。向来是革别人的命易，革到自己头上就不免“肉疼”，这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人之常情。

一些公务员关于中央禁令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过于一刀切”。事实上一刀切已是极致，哪里有什么“过于一刀切”？言说者不过是藉此强调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而已。在当下的语境中，一刀切是个贬义词，任何思想行为只要贴上一刀切的标签，首先就会引起人们生理上的反感。有人甚至还从哲学上指出，一刀切既违背了唯物论，又违背了辩证法。那么，去年以来的一系列禁令，果真不该一刀切吗？

禁令之所以对公务员的生活构成重大影响，看上去是由于有效遏制了他们的灰色收入，主要表现为购物卡、高档烟酒、吃喝宴请等“福利”的消失。也可以说，禁令得到普遍而严格的执行，使公务员“工资基本不动”的好日子不再，骤然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但这样的一刀切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因为长期存在，这样的陋习就可以获得正当性吗？如果禁令只针对某一类、某一级公务员而对别的公务员网开一面，那么禁令本身的公平性又何在呢？假如禁令铲除了公务员灰色收入的土壤，导致无人愿做人民的公仆，那么需要考虑的是把公务员的正常收入待遇调节到一个合理水平，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而不是默认公务员不当得利的继续存在。

一刀切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完全丧失合理性，与现实中滥用一刀切大有关系；但一概反对一刀切与滥用一刀切，在忽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上，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禁令不可大而化之，出台禁令不可草率从之，而得民心、立得住的禁令也不可因被人加以一刀切的评价而轻易搁置。

禁令的刚性就来自于禁令所指没有例外，执行禁令没有例外。禁令高悬，总会有人以种种“特殊性”寻求变通，而不少禁令正是在层出不穷的变通中沦为一纸空文。比如，禁令明确禁止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但有的单位还是用公款购买发放了台历。因为已经印了，“不用就成废纸了”；而且印制的内容“都是八项规定、政绩观等”。这是多么好的用心、多么好的创意！那么，对这样的行为要不要一刀切地加以纠正？“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的禁令要不要严格执行？不纠正、不严格执行，禁令就在无数的“特殊性”中化为绕指柔。

一律与一刀切并无不同。禁令往往体现的是底线上的一律。做公务员不能有灰色收入，不该一律吗？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恶劣风气，若非一律地加以鞭挞，又将如何扭转？在公务员认为禁令“过于一刀切”的另一面，是那些常与公务员打交道的人们的心声，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禁令“能长期发挥作用”。这是希望，也是担忧。好的禁令得到一体而持久的遵循，不仅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能改变千百年来的陈腐“官念”，塑造合于时代潮流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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