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邻居

文 滕朝阳

河北保定一个小区居民楼发生爆炸案，迄今已有三个多月。在这一百多天里，谴责声洋洋乎盈耳，杜绝类似悲剧的高论也时有所闻，我却期待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致八人死亡惨案的成因。然而，以我的目力所及，结果不免有点失望。到了今天，这一曾经轰动的事件似乎归于沉寂，亲戚或余悲大约是有的，至于大众，眼下追逐的，恐怕是名人、准名人的崭新婚事或隐秘情史。

犯罪嫌疑人制造爆炸物品，不选择偏僻的地方，却把人多眼杂的市区居民楼作为生产、储存、销售雷管的所在，似乎应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那句老话。其实，所谓人多眼杂并不一定就于犯罪有碍，因为“大家相互不认识”，“便于隐藏”。事实也证明，犯罪嫌疑人干着如此高危险的勾当，三年中既没有遇到过检查，也没有被其他居民发现，直至爆炸发生才自我败露。

这使我很有点“佩服”犯罪嫌疑人对人性人情的洞察力，虽然他们事先未必学过什么深刻的理论。其实，很多时候，住在同一个楼里的居民，自己也能感觉到彼此仿佛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马铃薯，并在这种邻里状态中漫不经心地生活着，指望的是相安无事，却没想到有人竟会利用这一点，结果做了劣质文化的牺牲品。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向往的理想生活。千载之下的人们，自很难理解老子的心曲，或许老子并非真的主张如此，不过是作愤激之语。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离不开交往与合作。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一国之内、一城之内、一楼之内同样如此。身而为人却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如此下去，是不是仍可以称之为人，恐怕是一个问题。但人们的相往来或不相往来，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非绝对，而是有所选择。然而，一个楼的居民居然“大家相互不认识”，毕竟不是易于理解的状况，虽然这或许也不过是彼此选择的结果。

在现今的农村，邻里鸡犬之声或已难相闻，居民经常串门走动，遇有红白喜事相互帮衬，大约还是习见的现象；而在城市，对门而居多年，彼此一无所知却是常态，到邻居家登堂入室简直就是百年一遇。很多老人到定居城市的儿女家只能小住，但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故土难离、老友难忘，不如说是漠然的、排斥的、紧张的、消极的城市邻里文化使他们严重不适应。此种由异质文化所导致的精神不适，城里人大约是很难感受到的。

但城市其实比乡村更需要积极健康的邻里文化。城市的生活形态是集中的、高密度的，乡村则是散落的、低密度的。这看上去是城市的比较优势，却也同时是城市的比较劣势。除了极少数富贵之人有独立的别墅、庭院可居，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总是共同居住某一个小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必说烈性爆炸，便是楼上住户渗水这样的小事，也势必对楼下造成影响。居住空间的凝聚，事实上已把从前陌生的人们，结成一个有着广泛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就在这共同利益之中，没有自觉地实现自我身份的转换，甚至还往往以陌生人自居。他们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近邻冷漠相向，却与网上的陌生人打得火热。

邻里而陌生，是一种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现实，而不可测风险也隐藏其中。在保定爆炸案中，犯罪嫌疑人与同楼居民之间，应该没有爱恨情仇，可以说是一场由无直接利益冲突导致的悲剧。小区疏于监管，固然难辞其咎，但如果居民只是指责监管失职而不内省，等于把监管者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或同等地位，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人们长期不能发现同住一个楼、一个小区其他居民的异常举动，却不必对此进行任何反思，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每个人都有关注、照看自己利益的义务，而不能完全假手他人。假如人们不欢迎公权力过度侵入私生活，那么就应该学会自治，而良好的自治，不能不建立在健康的邻里文化之中。

专制主义下的连坐制度，必定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化、冷漠化，不加约束的自私人性同样可以导致邻里文化的劣质化。城市的历史已很悠久，但这不意味着大家都已学会了如何做邻居。在城市，个人只是某个楼中的一个小小的单元，倘若这无数的单元只是马铃薯般地存在，再坚固的楼也只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物，而非有生命力、有安全感的公共空间。陶渊明《移居》诗曰，“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则披衣，谈笑无厌时”，这或许是后世难以企及的邻里生活，然虽不能至，亦当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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