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快走

文 滕朝阳

快走，已经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方式，不仅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的中国，注重健康加入快走行列的人也越来越多。快走于健康有N种好处，不用设备、器械，不要办昂贵的会员卡，不受时间地点约束，不会造成任何消极的外部效果，从而成为大众自我实现的重要福利。但当快走遭遇雾霾，这项不需要政府和社会支付成本的广泛福利，就面临被限制甚至被剥夺的危险。

雾霾已笼罩在数亿中国人的头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刚刚过去的十月，不少地区的雾霾日达10～20天，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一月之中有1/3～2/3的时间不能或不宜快走。戴上高科技口罩当然也可以在雾霾中快走，但这景象，难道不是人世间的奇葩吗？雾霾重重，一退可回家，再退可回老家，三退就有无路可逃之虑。即便都有法海禅师的本事，也找不到可以让如此多的人藏身的蟹壳。

人民需要快走，雾霾需要消除。大风一来，顿时玉宇澄清万里埃，“天公”自有伟力，但人有病，天知否？消除雾霾，靠得住的还是人的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从雾霾也要说到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扯闲篇吗？并不。各地污染源结构和占比虽不尽相同，共性哪里会少？雾霾大面积、高频度出现并趋于恶化，难道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无关吗？空气污染有移动性和传输性，若甲地严格治理、乙地治理不力，难道不需要确保政令统一、真正确立法律的权威吗？一些地方官员热衷于上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项目，自己借此得以升迁，却把一座被严重污染的城市留给当地人民，难道不需要以有力的杠杆终结畸形的政绩观吗？

鉴于国外已有的治理经验，有人说我们的雾霾治理同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听上去似乎让人沮丧，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很可能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这很无情，却很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事实。长期累积的问题指望一朝化解，恐怕还没有这样划算的买卖。但几年、十几年也好，几十年、上百年也好，总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让更多的人健于快走，让更少的人死于与雾霾有关的疾病。在这个意义上，快走可以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隐喻。快走不是跑也不是踱方步，但快走没有也不应有固定的、标准的速度，而要从自身条件和适应力出发不断调整，全面深化改革也如此；快走需要全身配合协调，不能上动下不动，全面深化改革也如此；快走需要持之以恒方能见效，半途而废将前功尽弃，全面深化改革也如此。

在不少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当地雾霾的“贡献”都不小。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有车族”是不是同时也是“快走族”呢？如果是，或许就更易于从雾霾想到自己的用车频率；如果不是，则对雾霾之于身体的危害，恐怕就难与无车之人感受相同，觉得还是满足自己的用车习惯重要。假如步行半小时的行程也要以车代步，只能说对汽车的依赖已经很深，更需要快走，需要革新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

快走。快走。人民需要快走，国家需要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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