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度征地血案看基层治理之艰

文 孙爱东

致1人死亡、3人受伤的山东平度市杜家疃“3·21”纵火案2 5日告破，警方查明纵火案为工地承建商与村干部指使他人实施。

这些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因征地问题引发的暴力事件屡屡发生。从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不少村干部在这些暴力事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由村民们选出来的村干部，本应是维护百姓权益的“领路人”，为何沦落为村民的“死对头”，甚至与开发商沆瀣一气，成为纵火幕后“黑手”？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利益，毋庸置疑是引发冲突的总根源。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在城镇化背景下，一些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资源越来越值钱，农林地、宅基地、水塘、荒山等等，都能生钱。正如平度村民所言，“像农用地征收，一亩地出让之后值几十万、上百万元，卖地时留一手，十来万就到手了。还有补偿款，多留一天，光是存银行就能产生不少利息。”也正由于此，在一些地方，村干部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村民选举中贿选现象愈演愈烈。据新华社报道，平度征地血案中涉案村主任杜群某在村委会选举中就花了30多万元。贿选上台的村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鲜有不犯事作乱者。暴利的驱使就可能有暴力的发生。从震惊全国的乌坎事件到深圳20亿身家社区干部，涉地腐败、与开发商合谋攫取集体利益成为村干部违法犯罪的“重灾区”。

监管的缺位，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基层治理之乱。虽然基层民主已在中国推行多年，但是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民主制度却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早在2004年就已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对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和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客观而言，“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乱、用权不民主”是许多农村的普遍现象，农民的权利很难得到切实保障。一方面，这固然与村干部的滥权、不民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担负监管责任的基层政府有很大关系。比如，在平度这起征地血案中，从杜家疃村委会2006年“偷卖土地”至“3·21”纵火事件发生，其间老百姓从毫不知情到采取各种途径投诉举报，再到最后守地农民殒命火场，前后历时近8年。可以说，对这起纵火惨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难辞其咎。

一位曾在中部某县挂职副县长的朋友告诉笔者，在基层，有些东西，大家心知肚明，但都明哲保身，都不想去碰。他曾问过县领导一个问题：明知道有些流氓恶霸横行乡里、强揽工程，为何不打击、不处理?这位领导笑而不语。笑而不语，什么意思?要么是存在利益输送，要么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最后的结果都一样，那就是对违法者的纵容，是用权者的失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在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干部能力与素质提高尤为关键。平度征地血案既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治理之艰难，也让我们看到了提高基层干部治理能力之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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