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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昂:我的作品不粉饰现实

2015-06-01 10:39 作者:赵晓兰 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hanha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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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忧伤》成为话剧舞台上的经典,电影《十二公民》实现民众与法制的对话。

人物简介:

徐昂,1978年生,话剧代表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南街北院》等。2011年执导《喜剧的忧伤》,创下中国话剧迄今为止最高票房纪录。《十二公民》是徐昂执导的电影处女作。

采访青年导演徐昂,正赶上他最忙的时候。他的电影处女作《十二公民》上映日期定于5月15日,第一次执导的电视剧《猎人》也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之中,必须赶在5月15日前杀青。《十二公民》5月11日举行首映仪式,徐昂从上海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的发布会,等到电影放映完毕又匆匆坐飞机赶回上海。

《环球人物》记者先是和他电话交流,然后见面采访,接着是微信补充,战线拉得很长,因为谈话总是因为一些临时出现的状况而中断。尽管每次交流都是时间紧迫,但对每个问题他都试图追根溯源地去解释,决不给你一个敷衍的答案。

首映红毯仪式前,记者在影城的VIP休息室里见到徐昂。身材修长,长相干净清秀,带点旧式知识分子的气质。合作演员黄轩曾调侃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这张略显青涩的面孔,在《十二公民》中与一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的老戏骨合作起来,有声有色。

一部戏写活12张嘴

《十二公民》根据经典名作《十二怒汉》改编,1957年的美国版被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法律电影之一,曾被世界各国翻拍成各种电影和话剧版本。一桩看起来证据确凿的少年杀父案件,12个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陪审团,他们要达成一致,判定少年是否有罪。争论中,各种问题一一浮现。“《十二怒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放到哪个国家都能适用。”徐昂说。

作为北京人艺最年轻的导演,早在2005年,他就想做一个中国版本的话剧。但在当时,人艺否定了这个项目,因为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2007年,俄罗斯版的《十二怒汉》出炉,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徐昂又心动了,他设计了一个新的故事:将背景移至辛亥革命时期,用12个不同身份的人探讨革命到底要不要进行。但几经周折计划还是落空。

到了2012年,终于有制片公司相中了这个项目。他首先设计了一场政法大学的“英美法模拟庭审”,解决了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的改编难题。相较1957年美国版的“种族歧视”、2007年俄国版的“车臣矛盾”,徐昂把中国版的社会问题聚焦在“贫富分化”,核心案件是“富二代弑父案”,12人组成的“中国式陪审团”中,有狂躁的出租车司机、逻辑缜密的地产商、蹲过冤狱的小混混、老北京、外地人以及检察官等角色,展现了当下中国的人间百态。

这样的群像电影在国产片中极为少见。“一个戏里要写三五张嘴已经很不容易,要写12张嘴更加困难,而且每个人都要有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借助这个戏剧框架,徐昂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想探讨剧中人物‘愤怒’的反向延长线,他们的生活中缺失了什么,从中观众能看到什么?这是我想展现的。”

一帮戏剧界的老戏骨,何冰、韩童生、钱波、赵春羊等,很好地帮助徐昂完成了人物塑造。拍摄之前,剧组先是进行了17天的排练。“徐昂给演员说戏,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说得汗流浃背,中间洗两次澡。他对人物的读解能力特别强,这部戏的表、导特别统一。”主演何冰说道。

从剧场空间到大银幕的转型,徐昂成功了。电影参加意大利罗马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高奖“马可·奥雷利奥奖”。电影节选片人陈挚恒夸奖这部电影:“不仅是故事上的一次完美移植,中西法律的一次完美碰撞,也探讨了一系列中国当下最敏感的社会话题。对于中国电影和中国法律,都是一次大胆的探索。”

擅长外国经典的本土化

徐昂喜欢探索。之前那部引发轰动的话剧《喜剧的忧伤》,也是人艺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双人戏剧。形式和内容上的挑战对徐昂来说似乎成了习惯,常人望而却步,他却专挑这些有难度的作品操刀。

徐昂说,这和他从小有点“受虐”倾向的阅读习惯有关。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父母上班,把他锁在家里,塞给他一本《聊斋志异》。这本繁体字、没有标点符号的书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后来他得到一本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这本简体字的外国小说简直让他如获至宝。

他爱上了读小说,家里不少俄罗斯的作品,他看的时候,经常被那些又长又多的人名困扰。他想了一个办法:按照院子里小孩们的名字给书里面的角色起名字。后来又把一些人物对应成他的爸爸、叔叔,或者某位老师。尽管身份上会有错位,但这样一来,俄国小说变成了中国故事,他完成了最初的本土化尝试。

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之后,他开始接触剧本。刚开始他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剧本不像小说,几乎没有描述性的话,都是“你说”“他说”,形式上枯燥无聊,即便看完了所有的字,也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内容是什么。“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是如此,越是大师越不会轻易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徐昂对记者说。

后来他开始逼着自己读大量的剧本,学会了在脑海中对纸上的文字进行丰富的演绎。他逐渐爱上了这种脑力体操,“在人的大脑里,痛感神经和快感神经是紧邻的,从痛苦放电而收获快感,在阅读上也是如此。我喜欢去找剧作家的内视”。

大学毕业,他进入到戏剧艺术的殿堂——北京人艺。和苏民、林兆华、任鸣、李六乙等话剧界的大腕们同列。身为菜鸟导演的徐昂自己去寻找文本,发掘出国外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作品,自己动手改编。他排了很多小剧场的戏,观众反响不错。通过这些实践他练了胆。

《喜剧的忧伤》原作是日本鬼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之大学》,徐昂称之为“当今世上最高级的喜剧”,改编时把它搬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1941年,陈道明饰演的军官从战场负伤归来,成为新任文化审查官。何冰饰演的编剧正将新剧本送审。两人在审查办公室展开了历时7天的拉锯战。30年未涉足话剧的陈道明为徐昂破了例,借助明星效应,这部戏当时风靡京城,创下了中国话剧界迄今为止最高的票房纪录。

“戏剧可以从假里面生发出一种真来,电影是在生活的真实里面寻找假定的可能性,从而补充真,这两者都很美。”徐昂说道。从话剧到电影,如今他又获得了电视剧的片约,这个年轻人在影视圈里开始变得炙手可热。

不拿审查制度当借口

在做《十二公民》前期的文学调整时,他和团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不断地采访法律工作者。“拍一部关于司法的影片,如果被相关从业人员嗤之以鼻,我会觉得我们犯了非常低级幼稚的错误。”

不论是《喜剧的忧伤》还是《十二公民》,摆在徐昂面前的,首先都有审查制度这条红线。《喜剧的忧伤》内容就关于文化审查,但在徐昂的笔下,陈道明的角色除了身披审查官的外衣,内心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徐昂看来,这部戏探讨的是人和自己斗争的问题:“审查制度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去适应,就像有人把雀斑当作美。不能把它当成没有好作品的借口。”

“建筑大师库哈斯来中国买雕塑,很多人向他推荐了周春芽,或者美院其他教授的作品,但他最终买走的是一只鹰,上面有很多建国元勋的头像。这样充满政治符号的雕塑看起来与库哈斯的趣味不符,但他却说,这才代表了中国。同样,我们的作品记录这个时代,应该是真实的,而不该是理想化的,也不该是最糟糕的那一面。不好不坏才是一个社会的样貌。”

《十二公民》反映了社会问题,探讨了法律制度,题材上也比较敏感。徐昂把原来片名中的“怒汉”改成了“公民”,在12个“陪审团”成员中,加入了审察官陆刚的角色,他在讨论中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因为他的“官方身份”,以及影片看似美化的结尾,电影受到一些争议。但徐昂坚持认为,这样的处理并不是为了粉饰现实:“有人说当检察官第一天上任时,他就失去朋友了。他不敢接电话,害怕朋友有所诉求。可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一种国家机器。”

电影针对一桩司法案件展开讨论,但重点并不在于抨击冤案、批判社会问题,徐昂想探讨的核心是12个人各自携带的“偏见”:“在中国,大家很难在一起聊天聊得特别畅快,人和人之间缺乏常识与通识,就像互联网论坛上的争论,总是不在一个层面上,沟通经常是无效的。”

让徐昂感到欣慰的是,影片参加罗马电影节,反响强烈。在餐厅,一个服务生热情地跑过来和他聊天,说在意大利也一样,大家都充满偏见,没有人被真正地理解和尊重。“所以我觉得影片中的问题是普遍性的。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和地区,每个活生生的个体还是最被别人记住的。任何作品留下的都不是故事,而是熠熠发光的人物。我不想特别概念化地去思考一个问题,更愿意具体地探讨每个人的生存境遇。因为我的身份是艺术工作者。”

在《喜剧的忧伤》和《十二公民》中与他有过合作的演员何冰说,徐昂对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带着一种普遍的关怀,“他的内心很柔软,非常温暖,心存着善意”。(《环球人物》记者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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