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6日，张丁在人大博物馆“尺翰之美”展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傅聪 摄）

人物简介

张丁，1967年生于江苏丰县，人民大学博物馆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致力于家书搜集抢救和整理工作，主编有《抗战家书》《家书抵万金》《红色家书》等。

张丁有个习惯，每换一个办公地就赶紧把最早发出倡议书时公布的座机号迁移绑定。如今已沿用了10年，他也在电话旁守候了10年。这样做，为的是不和任何家书捐赠者失联，不错过任何一封可能搜集到的家信。

经由这个号码，自2005年4月至今，近5万封家书由海内外汇集而来。尽管如此，张丁还是觉得“时间太紧迫了，我们抢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家书消亡的速度”。

这些家书，如今都被张丁精心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还专门开设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环球人物》记者刚和他见上面，他就领着记者到展厅去看，脸上满是自豪。“这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父亲写的家书，字写得特别好；这是陈独秀写给胡适的，是镇馆之宝；这是一位父亲在上海时用图画方式写给孩子的信……”采访中，不时有学生和市民赶来参观。除了欣慰，他还有更深的想法，“以家书为入口，重建中国民间记忆。”

中国人民抗战的心灵史

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话，敌此次不来则已，一来当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并请告双亲勿悲。

这是近期央视清明节系列纪录片《重读抗战家书》中的片段。张丁向记者讲述道，这封家书写于1941年12月27日，当时日军已渡过汨罗江，正在向南逼近浏阳河一线。决战前夕，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师的一位排长褚定侯给大哥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家书。在前有顽敌、后无援兵的困难情况下，褚定侯率部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遗愿。2005年，在褚定侯牺牲64年后，其弟褚召南把这封信捐寄给张丁。

抗战时期的书信，张丁搜集了上百封，来自几十位捐赠者。对这些信件他早已熟稔，国难当头时将士的顽强坚守、普通百姓的艰难度日……他都娓娓道来：“1937年10月27日，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官兵在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抗击日寇，激战四天四夜，他带领的队伍史称‘八百壮士’。就在开战前的10天，谢晋元给他的连襟张萍舟写过一封家书，信中写道：‘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这是松沪会战后，辞别妻子和两个女儿离沪谋生的教师姚稚鲁，逃难时在家书里所写的语句。信寄出不久，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家书记录了这位失去家园的难民悲凉流徙的最后轨迹。“这是他死前留下的唯一书信。当时他的女儿才四五岁，2005年，她把这封信捐给了我们。”

张丁向记者感慨道：“这些抗战家书中，既有著名将领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普通士兵得到嘉奖后的欣喜，也有普通百姓在战争中背井离乡、家人离散的苦痛。这些家书组成了一部中国人民抗战的心灵史。”

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信，这是张丁收集的家书中最具价值的。

一条广播引出家书征集路

抢救家书这个倡议，在张丁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1993年，张丁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0年之后，他在央视一档艺术品收藏栏目做编导，“不少收藏家还收藏有很多文献资料，比如老日记、老信札，那时就觉得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文献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搜集家书，则是因为一个偶然因素。2004年12月的一天，张丁在上班路上听到了一条广播：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卡洛尔发起了抢救美军战争家书的遗产工程，3年的时间征集到5万封家书，并精选200封编写了《美军战争家书》，数月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这让张丁受到触动，“每封家书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美国人可以搜集美军的战争家书，我们也能搜集中国人的家书。”

张丁担心个人力量有限，就找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联合费孝通、季羡林等46位文化名人一道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行动”。几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一封寄来的家书：

当初我依（以）为北京—太原山多，怕飞机重（撞）。其（岂）不知在上边看见山，好比把风景划（画）在地上一样，再有60多个山高才能奔上飞机，太阳照的山阴阳分（得）很清丑（楚）……有人说上下不同的感觉，头发涨（胀），耳根发涨（胀），我感觉上着知道是上，但是不是一次能上到鼎（顶）……

这封信写于1989年，山西农民张发戌到北京武警部队驻地看望儿子张海飞。回去时，他执意要坐飞机，当时坐飞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梦想。张海飞颇费周折，总算为父亲买到了一张飞机票。回到家后，张发戌立即给儿子写了一封平安家书，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虽然信里有好些错别字，但一个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跃然纸上。”张丁说。

家书毕竟是私密性的东西，一旦要贡献出来时，是要费一番考虑的。所以，搜集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要说服人们相信自己实非易事。有位苏州的阿姨保存了上千封信，但很慎重，因为它记录着大家庭半个世纪的情感。于是她给张丁提了5个问题，张丁一一详细解答，老人终于放心地将信件交给了他。

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每一封家书，张丁都要在一个特制的登记簿上详细记录，手写一份，电脑里一份。然后按照档案的保存方法，存放在档案柜里。有些家书已经残旧了，书法更是龙飞凤舞，个别字句，张丁需要找来书法家进行辨认。为此，他辞掉了央视的工作，一门心思投入到家书征集上来。

在搜集家书的过程中，让张丁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两位老人的情书。2006年，办公室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陈素秋，她用电动车驮来珍藏一辈子的书信。翻开后，手写的小字工工整整，是她和先生张焕光的情书，情深意切令人感动。

亲爱的秋儿：你的信快来吧！我已等待了一个礼拜了，就是因为我终日想着你的信，致使我这封也忘却了发。我检出我发信的日期来时，知道相隔又是五天了，那么这一封你也要等五天才可收到。

焕光：应该是很多话给你，但是执起笔来，我又变得哑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久不接你的信，情绪上相当黯然，所以只有等待信早日来，以慰别了已半月的心灵。

信笺的颜色深浅不同，按照年份排列，最早的写于1941年，最后一封写于1969年，1700封，180多万字。

不可能回到手写的年代了

张丁搜集的近5万封家书，最早的一封写于明末，最晚的写于2013年，时间跨度将近400年。浩繁的家信中，除了纸张、式样、笺封不同，更能从中读到时代的演进。“明清时期的书信，以传递信息为主。家信多为教育子女、报平安；商人之间的信，谈生意较多。到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家书的涉及内容也随之增多，比如谈论辛亥革命，以及各种新思潮，还有国共抗战、解放战争等战争家书。民国教育发达，学者之间谈论学术的书信也很多。解放后，上世纪50年代，那种凯歌高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昂扬精神，都在家书里有反映。到了六七十年代，就比较单一了，因为思想控制比较严，这时期的知青家书就成为很独特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后，有了一波留学热，就出现了很多往来海内外的家书。”

问及抢救家书的意义，张丁说：“是为了重建中国民间记忆，把老百姓的生活、心路历程、民间历史还原出来。”对家书价值，张丁自有他的判读，“家书是第一手资料，写的时候不是为发表，它是不会说谎的。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以后，现在又被打捞上来，可以用来补充和证实历史。”

他举例说，清道光年间在武汉为官的杨毓林与母亲常年通信。杨毓林生活清贫，母亲写信说家中“用度缺乏，世事难周”，不得已将家中70亩田地卖掉，“凑银三百两”，才渡过难关。字里行间，可窥见清末基层小官的生存状态。

一封由晋商韩荣章写于1900年的家书，详细记录了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情景。信中，韩荣章写道：“禀报京都荒乱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天主教民，死者无数，焚烧洋楼天主教房……”这封信对于爆发义和团的原因，义和团民在北京的活动及其与北京市民的关系，都作了记录，极具史料价值。

“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是领导人、英雄、精英人物的历史，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包括普通人的历史，只有把这些全部涵盖在内才是完整的。所以现在史学界在做研究时，开始眼睛向下，挖掘小人物，再以这个人物为核心扩展开来，以这种方式还原整个历史。”张丁说，他计划建立一个专门的家书博物馆，并且为家书申遗。

对于当下电子邮件已经基本取代家书的事实，他也流露出惋惜，但态度却释然，“肯定不可能回到手写家书那个年代了，但我们仍然希望把传统家书里那种真诚的表达方式，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整个社会和谐的氛围传承下去。”（卢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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