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众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地在大银幕上看到奥黛丽·赫本的表演。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心挑选了四部奥黛丽·赫本电影，以作品回顾的形式进行放映。就在上周六晚，由她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首场放映，出现了接近满场的上座率。这位过世已有二十余年的电影明星，在中国依然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关于赫本的话题，也从未止歇。

电影：有局限的演技

上周六晚的五棵松耀莱影院，经过接近两个小时的放映，《蒂凡尼的早餐》结束后，影院里响起了自发的掌声。这是一场主演明星并没有到场的放映，人们用这一举动表达对片中明星、不朽女神奥黛丽·赫本的致敬。

观众中不少人此前算不上是赫本真正的影迷，只是知道这么个人，未必看过她的电影，这也算得上赫本在中国遭遇的一种悖论。“所有人都知道那部让她声名大振的《罗马假日》，人们能如数家珍地说起电影里‘真理之口’的桥段，记得那令人心碎的悲剧结尾。可是除了这部《罗马假日》，还有人看过她其他的电影吗？”影评人连城并不以赫本影迷自居，但电影学院的科班功底，让他很早就看过了《蒂凡尼的早餐》和《龙凤配》，并对《甜姐儿》印象深刻。

他清楚地记得，奥黛丽·赫本就是凭借《罗马假日》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项，随后也曾凭借《龙凤配》《修女传》《蒂凡尼的早餐》《盲女惊魂记》得到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提名。“她一生中拍过的电影确实不算多，大大小小的角色加起来只有二十来部。但在美国每隔几年的影史百人评选中，她都入选前三。”连城说，即使在她辞世后，英国《哈泼斯与名媛》杂志为评选全世界最美丽女性而进行的民意调查，奥黛丽·赫本依然高居榜首。

然而，这无形中让人们因为太关注奥黛丽·赫本显而易见的美丽，而忽略了对其表演能力的客观评价。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突破了内向含蓄的性格，饰演一个迷恋上流社会的拜金女霍莉。但小说原作者楚门·卡波特一开始并不看好奥黛丽，他认为性感女神玛莉莲·梦露才是自己首选的演员，“霍莉有某种感人的特质，梦露就有这样的特点，但不是像奥黛丽那样。”

事实却是，经由奥黛丽出演的霍莉在1961年打动了数百万影迷，那个原作中并不讨喜的纽约应召女，在奥黛丽的诠释中变成了“纽约市的感伤情人”。传记作家唐纳德·斯波特评价道，奥黛丽演的霍莉与书中的角色不同，但奥黛丽“把这个迷惑的女孩塑造得可信，故事里的男主角保罗无法抵挡她的魅力，观众亦然。”就在上周六的《蒂凡尼的早餐》放映后，一位观众这样写下自己的观影心声：“一开始得知这个角色本该是梦露的，就会一直想如果梦露演会是怎样？可神奇的是，奥黛丽实在太美了，而且她开始在电影里偷东西时，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梦露。”

不过，连城也不无尖锐地指出，奥黛丽的个人魅力也显示出了双刃剑的另一面，她所有的电影角色都带上了明显的赫本烙印，“一个应召女都因为她的演绎变得高贵而典雅，奥黛丽每次都能与角色融合在一起，她既是剧中人，剧中人也有她的影子。”这也成为人们对奥黛丽演技诟病最多的地方。

连城特别提到了与奥黛丽·赫本同时代的另一个女演员凯瑟琳·赫本，人们习惯用“美丽和演技来区分两个赫本”，“凯瑟琳是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而奥黛丽是演什么都像自己。”连城点评道，这是演员的两种不同境界，却也显现出奥黛丽的某种天然短板，“奥黛丽是那种典型的没法转型的演员，她像梦露只能贩卖自己脆弱的性感一样，奥黛丽也只能展现自己的清新和典雅的形象。”

1955年，奥黛丽尝试在史诗电影《战争与和平》里扮演经典人物娜塔莎，但未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虽然电影本身存在剧本欠缺、场面空洞的问题，极大限制了奥黛丽的发挥，但当时一位伦敦资深的影评人还是这样写道，“奥黛丽不是天真地微笑，就是天真地流泪。”他惋惜演员和角色一样未臻成熟。

不过，这似乎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奥黛丽演技欠奉。文化学者秦晓鹰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奥黛丽出演《罗马假日》时，正是美国文化的“纯情时代”，人们追求纯洁、简单的感情，仰慕崇高和优雅的人格，奥黛丽的作品可谓生逢其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这种纯真年代的淡出导致了电影审美的崩坏，“连续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嬉皮士运动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冲击，使得物质享受主义、暴力、凶杀、色情内容甚嚣尘上，纯真时代被大大弱化。”奥黛丽从此失去了市场的青睐，她从1967年开始息影，随后时隔多年才复出出演《罗宾汉与玛莉安》。但即便那时她是与肖恩·康纳利演对手戏，也无法重现早年的光辉。

“如果要公正地评价奥黛丽的电影，就必须在时代的语境下做出判断。”连城认为，《罗马假日》《窈窕淑女》和《蒂凡尼的早餐》等电影最终还是留到了当代，“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会被淘汰，说到底还是因为奥黛丽本人的影响力，是她让这些影片变得有生命力。奥黛丽虽然只演都市爱情片，这让她看上去没有太多深度，但她绝不肤浅。她在这一类型的电影里表演到了极致，这种留在电影史上的方式，不会有第二个人，奥黛丽·赫本是唯一的。”

时尚：开创赫本风格

相对于电影史上被低估的演技，奥黛丽·赫本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了神话。在电影与时尚关系的教科书上，人们每每谈到那些在电影中拥有潮流造型的女演员，都会将赫本创造的经典奉为圭臬。

“她几乎是无法超越的经典，《蒂凡尼的早餐》里那套用黑色丝绸制作、无袖的鸡尾酒裙，堪称时尚界不朽的经典之一。”毕业于伦敦时尚学院电影与时尚专业的Astrid，回国后在一家时装杂志做编辑，她提起赫本在时尚界的地位时，用的是毋庸置疑的语气。对于赫本开创的“小黑裙look”，时装界在其出现至今的五十余年里还会反复提及。

在时尚自媒体人黎贝卡眼中，赫本的这条小黑裙即使放到今天，也依旧是“历史上最贵的高定礼服”，“这件衣服原本估价在10万美元左右，后来被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时，成交价高达80万美元，加上拍卖行的佣金，这件礼服的最后价值是92万美元。”

同样出自赫本电影的另一条裙子，也开创了当时服装的潮流。从电影《龙凤配》，奥黛丽·赫本开始与法国设计师纪梵希合作。当时，她在纪梵希法国巴黎的工作室里，挑选了一件黑色质地的洋装。这件衣服的腰身采用贴身的剪裁，下摆是长及小腿的芭蕾舞圆裙，袖子的部分则是削肩剪裁。随着电影的公映，这条裙子被冠以“萨布琳娜裙”，而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流行的款式。

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对这段往事念念不忘。在豆瓣网的奥黛丽·赫本小组里，依然不定期会有人来询问，“在哪里能买到这个裙子，多少钱？”追捧者们一度希望，自己在现实生活里也能效仿赫本的装扮，丝毫不介意这裙子是50多年前的设计。每每得知品牌那令人咋舌的价格后，他们都会选择退而求其次——去找裁缝制作。淘宝店主“周姑娘”这时也会适时地奉上自己的店铺链接，“虽然没办法复制赫本的衣服，但我希望自己能够以赫本的风格为灵感，尽量为大家提供赫本风的衣物。”

在Astrid和黎贝卡眼中，赫本与纪梵希的合作，堪称时尚界的佳话。继《龙凤配》后，赫本在好莱坞拍摄的电影，80%的戏服都由纪梵希设计，其中包括《甜姐儿》（1957）、《黄昏之恋》（1957）、《蒂凡尼的早餐》（1961）、《谜中谜》（1963）、《巴黎假期》（1964）、《偷龙转凤》（1966）。在为各种杂志拍照和生活中的重大时刻，如第二次结婚、儿子受洗时，赫本穿的礼服、儿子穿的受洗袍等，也都由纪梵希提供。

一般来说，女明星的打扮是否入时，在不少人眼中一定要归功于靠谱的设计师。但据美国时尚作家帕米拉·克拉克·基尔回忆，1961年来自法国的时装设计师纪梵希其实在美国只能算小众，直到“小黑裙”一炮而红，纪梵希这一品牌才进入美国大众视野，“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赫本长期选择在电影里穿由纪梵希设计的戏服，纪梵希才能如此早地风靡欧美。”在纪梵希的回忆里，《龙凤配》里赫本的服装虽然确实都是他设计的，但这些服装其实并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设计的戏服，而是奥黛丽·赫本根据自己的品味，在纪梵希已有的成品里挑选出来的。

在Astrid看来，这确实体现了赫本独特的品味，也与赫本清晰地认识到自身条件有关，“在当时流行的丰腴型美人中，赫本显得十分瘦弱，并不符合主流的审美，但她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她瘦削的体型倒是与后来时装界的潮流演进有了意外吻合，今天流行的时装就都是为瘦人设计的。”

研究时尚的评论者宋琛则看到了赫本创造的另一种风格。在《龙凤配》里，赫本有一身打扮是格子棉质衬衫与热裤的搭配，在当时没有人会想象一个女孩子可以这样穿，但赫本却穿出了一份青春与热情，“尤其是腰部的设计，更加突出了她那傲人的细腰。这是赫本自己的改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腰部打结的衬衫。”

“相对于赫本那些经典的裙装造型，这些剪裁合体的裤装、衬衣，加上赫本特立独行的扁平身材、短发、平底鞋，才是真正帮助她确立时尚地位的关键元素。”宋琛认为，当时流行的女性装扮，是简·罗素式的蓬松卷发、紧身毛衣、紧身窄裙和高跟鞋，人们追求的是丰满的胸部或身体，同时期的电影里，就经常出现需要靠束身衣来矫正身形的女性形象。宋琛说，赫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她的装扮在不失女性优雅的同时，与男孩子一样的中性化风格融为一体，她让女性变得洒脱利落，而不是只有柔弱、窈窕的身形，“在二十世纪，正是奥黛丽·赫本以激进的姿态和绝对的勇气，改变了世人所公认的美女定义。”

性别：被改造的女神

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奥黛丽·赫本的女神形象几乎不可撼动：打开朋友圈，有关她一生成就的事迹还在流传；微博上，以她之名或托名的赫本语录依然被虔诚地转发；时尚图片网站则时不时地贴出她的经典造型，细数她与纪梵希的经典合作；就连德芙巧克力也不惜花上大功夫去研究CG技术，在广告里让赫本“复活”……美丽、优雅和高贵，是用在她身上最恰当的形容词，“能成为赫本那样的女性”，也是不少普通中国女性的期待。

有趣的是，被中国观众普遍解读为经典女性样本的奥黛丽·赫本，在美国出现时，恰恰代表的是先锋女性的独立精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刚刚进入战后时期，之前只能待在家中的妇女纷纷出来工作，变得独立并学会享乐。《罗马假日》和《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所塑造的角色，正好代表了那个年代美国女性的心声，就是热情、独立和不甘于现状。”影评人连城认为，这是赫本明星形象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受到普遍喜爱的重要原因，“人物形象符合时代背景，是立得住的。”

在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电影学博士Sandy Zhang看来，《罗马假日》其实像是一个公主版的“娜拉出走”，安妮公主的人物个性展现出明显的反传统特质，《蒂凡尼的早餐》里的霍莉也摆脱了传统家庭的束缚，以自由个人的身份混迹纽约，“相对于只能在家生一堆小孩的传统美国乡镇家庭主妇，赫本塑造的形象先锋意义很大。”

“在普通美国人都崇尚丰乳肥臀的年代，女性还得穿束腰，奥黛丽·赫本却在电影中和生活里都穿白衬衣、阔腿裤，并用平底鞋搭配短发。”Sandy Zhang认为，这种摩登女郎的打扮在美国一时兴起，实际上是在时装层面对女性身份定位的突破，“我会认为赫本在她那个年代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并不依附男性，在自己的数段婚姻中坚持追求真爱，在自己的行业里用造型突破追求女性的独立和解放，改造了长期为男性主导的女性审美。”

英国学者雷切尔·莫斯利对此还专门展开过一项观众调查，她找到了在赫本演员生涯起步阶段喜欢上赫本的崇拜者，那时正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访问中，这些崇拜者纷纷提到，“赫本爱穿男孩子的衬衫，并有把领子翻起来的习惯，她看上去像一个男孩，而且她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人们想要模仿赫本，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女孩子穿的牛仔裤，因为在五十年代女性穿裤子是一件非常不合时宜的事情。对她们来说，奥黛丽·赫本提供了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穿裤装、留短发，“但依然被理解为是一个女孩”。

不过，这一点却极少出现在当代中国观众对赫本的印象里。人们一提起赫本，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她安妮公主的典雅微笑，是霍莉一身洋装的优雅装扮，美丽的裙装和古典的气质成为她最具吸引力的特质。“像赫本一样优雅地活着”，是中国的赫本崇拜者常常使用的口号；赫本的小黑裙和赫本头，也是女性追求复古装扮的利器；就连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赫本语录，也都与优雅的气质、温柔的品性相关。

“任何明星的产生，都是在迎合特定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跨文化学者常江指出，赫本作为一个偶像符号的形成，是经过了好莱坞明星制的塑造，在当时符合美国时代发展的需求。但当赫本的电影和她本人的形象流传到中国时，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定义”赫本，“就像中国的花木兰故事强调的是忠、孝、义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但在美国人眼里，却变成了女性挣脱性别压抑、实现自我成长与自我解放的传奇。”

对中国观众来说，他们甚至不需要去看赫本的电影，只要在招贴画、电影海报或者影像上看过一眼赫本的容貌，就会对赫本产生“传统的典雅女性”的印象。那些流传最广的赫本照片、故事和语录里，赫本清瘦的身形与性感没有直接的关联，她最知名的角色是一位欧洲公主，她的时装风格简单端庄，再加上赫本欧洲血统的身世背景，电影史上极少的丑闻绯闻，以及息影后关心慈善的品格，这些故事反复加工，就变成了中国观众心里的赫本。

“而这一形象符合的正是中国观众对女性的传统期待，赫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先锋意义被忽视了，人们只选择了符合我国性别价值取向的部分来解读。”Sandy Zhang直言，在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里，女性的贤良淑德始终被奉为主流，赫本的优雅品质里带着对规矩的遵守，“对那些想要模仿赫本的人来说，她至少需要在穿紧身的裙装和高跟鞋时，尽量维持仪容，并学习待人接物的德行。”

那些并不符合这一认知的赫本，就很少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Sandy Zhang不无尖锐地提到，对美国大众来说，赫本吸烟是不值一提的常识，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照片，“但在中国却很少见到，人们把女性吸烟当作不够女性化，也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对赫本吸烟的事也就自动过滤掉了。”

人物小传

奥黛丽·赫本（1929-1993），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贵族后裔家庭，英国电影和舞台剧女演员。奥黛丽·赫本自幼学习芭蕾舞，1948年，进入英国伦敦的玛莉·蓝伯特芭蕾舞学校学习，但由于年龄和身高原因，被告知无法成为一流的芭蕾舞者。她只好选择开始出演歌舞剧和一些电影里的配角。

1951年，奥黛丽来到美国，出演了百老汇戏剧《金粉世界》里的“琪琪”，这是她的第一个戏剧女主角，这部戏在美国连演了219场，奥黛丽也凭借此剧拿到了第一个戏剧世界最佳女主角奖。1952年，她出演电影《罗马假日》，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并获奖，她从此被美国和世界观众熟知。

1953年，奥黛丽出演电影《龙凤配》，与法国设计师纪梵希合作设计的“萨布琳娜裙”，引发一时潮流。随后，奥黛丽先后出演电影《战争与和平》《修女传》《蒂凡尼的早餐》《窈窕淑女》，并数次获得奥斯卡提名。1967年，她出演《盲女惊魂记》后息影8年，直到1975年复出，但随后作品较少。1988年开始，她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直至1993年过世。（记者 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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