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教授辞世已近三年，他洋洋六十万言的《战后欧洲史》仍畅销不止，简装单行本见于全球各大机场书店。朱特教授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西方世界最好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萨义德是文学批评出身，其几部理论代表作对于未接受过学术训练的普通读者而言，可谓相当晦涩，朱特的亲和力则要强很多，他是位激情澎湃的历史学家，且研究的是20世纪。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朱特教授陆续出版的《沉疴遍地》、《重估价值》以及《记忆小屋》等作品，读其中不论哪一部，都会有种对一个刚刚过去的世纪的“即时感”。

天生的世界公民

托尼·朱特是犹太人，他的身世之错综复杂也是犹太人所特有的。他的祖父是波兰犹太人，祖母是立陶宛犹太人，父亲是一名立陶宛犹太拉比，他本人则生在伦敦，母亲虽然也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但外公外婆却又分别是罗马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在《记忆小屋》里，对自己出身所涉的几个国家，朱特分别作了回忆和论述。

例如，他说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是个“汇集了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各地区人民的大熔炉”，还特别提到，英籍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柏林和哈佛政治哲学系教授朱迪丝·施克莱都出生在附近的里加(拉脱维亚首都);他说波兰，是一个让他与他的东欧犹太血统建立起联系的国家，而更重要的是，为他打开了一个长久疏离于视野之外的文学宝库——这不仅是指波兰诗人米沃什、波兰作家米奇尼克等，还延伸到其他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二战初期，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在波兰和立陶宛都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动，英国则多少可以看作一个避风港，但是，朱特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在“边缘人”一节中写道：

“我在英国长大，使用英语思考、写作。伦敦——我的出生地——虽然几十年来屡经变化，仍为我所熟悉。我很了解这个国家;甚至也有些这个国家的人特有的先入为主的好恶。然而当我想到或说起英国人时，会本能地切换到第三人称，而不与他们为伍。”

身份是一个危险的词——朱特如是说。他具有多重身份，出生时是英国犹太人，后来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人，此外，他还在巴黎和维也纳长期生活，还曾在东欧待了很久。朱特并未刻意寻找归属感，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在《记忆小屋》里加入“边缘人”这一节了。他无法与任何一个固定的身份相处，尤其在“犹太性”方面，朱特认为，当今犹太人普遍借助上一辈人遭遇的大屠杀来界定自己的犹太性，故而深为不齿，何况他的母语还是纯正的英语，而非祖父辈们的意地绪语。但是，他的“不与英国人为伍”，一部分又是他身上犹太人的一面在起作用所致。

正是因为这一模糊暧昧的身份属性，朱特才说，他甘于做一个边缘人，不让自己完全归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我更欣赏边界：不同国家、社区、立场、喜好和根系相互碰撞的不安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所谓‘世界主义’不再只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在所有呆过的城市里，朱特最后选择了纽约作为归宿，他分析说，这也是因为纽约并不强调它的“纽约性”，相反，它会让它的居民想要四海为家，“作为一个欧洲人，我在纽约比在与欧盟若即若离的小卫星英国时感觉更自然……而且，我虽然想不出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居住，却还是出于不同原因有许多地方很想前往。然而就连这种想到处去的感觉，也相当具有纽约味。”

知识分子的价值

托尼·朱特先后在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从法国到东欧，从知识分子思想到欧洲政治，范围宽广，特色卓然。文如其人，读其文章和著作，你会发现他身上也有一种自我游离的气质，可以这样讲，他之成为一名讨人喜欢的学者，恰恰是因为他在很多时候不那么学者气，不喜欢引用大量一一附有出处的文字。例如，熟悉朱特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对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热爱，而且每书必提，逢人即说，热情洋溢。加缪死于1960年，在朱特眼里，这是法国一个时代的结束。

《责任的重负》是朱特给加缪作评传的第一次尝试，而在《重估价值》这部反思20世纪的著作中，朱特又给加缪特辟一章，把他列为“文人共和国”(“一个由谈话和争论组成的虚拟社群，它的影响力反映和启迪了时代的悲剧性选择”)的一位杰出代表。在法国，这个“共和国”是失败的，它既无力清算维希政权的耻辱，又无法毅然割断与苏联的关系，后来还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问题上四分五裂，备受折磨。只有加缪在一团乱局中涌现出来，填补了道德权威的空白，他的力量在于勇敢地面对内心，如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说：“他有勇气提出最基本的要点。”这在战后法国的左翼阵营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卓越表现。

朱特在写到阿伦特、米沃什等人时都会提到加缪，与之相对的是，在《记忆小屋》里，朱特写到的法国知识界的浮夸与不切实际：在巴黎高师，“这些法国未来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在文化方面学养丰富，却似乎常常缺乏想象力。”他们总是纸上谈兵，不愿意相信眼见、耳闻到的最直接、最无需推敲的事实，反而转向脑中既有的准则与成见，去推导结论，“这种‘现实与理论脱节’的现象，似乎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界最基本的公理。”

别的知识分子都要寻找一种踏实的归宿，投奔一个阵营，找到一批盟友，得到一个有力后盾。而加缪的全部著作中，最持久的信息则是关于“不安”的。朱特写道：“他在巴黎是一个外人，在他的最著名的小说里使用的名称是‘局外人’。这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在知识分子之列，而是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个性在产生作用，他的同辈知识分子们只理解其中的一种。在阿尔及利亚冲突期间，当他试图解释另一部分个性亦即他自己痛苦的矛盾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朱特指出，这种困窘两难的局面，恰恰证明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作为“一个不光彩时代的最高贵的见证人”，加缪总是能够言说出最关键的道德问题，他因而受到的焦灼、愤怒、失落和沮丧的折磨，让同时期巴黎的衮衮诸公黯然失色。

在朱特关心和研究过的领域里，“失败”始终是一个关键词：1967年“六日战争”后他前往以色列，发现以色列在从“抵抗者”向“征服者”过渡中的失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法国搞研究，发现了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失败;1988年后来到美国，他又看到了美国人在兑现自己建设一个更理想社会的诺言上的失败。此外，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奉者，他对20世纪后半期欧洲中左翼在价值信念、政治实践、文化介入上的全面告负印象深刻。他说，欧洲迅速稳定下来，靠的是选择性遗忘，然而作为个体，他关心的是这种有意识的自我麻痹所付出的代价：人们不情愿如加缪那样严厉地对最本质、最现实的问题发问，而习惯性地退缩，躲到后边。

《重估价值》一书的核心，仍然是希望通过对一些知识分子和事件的重新考察，启发读者去自由地言说与想象。战后欧洲人在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逃避良心，时而与记忆互搏，时而与立场互搏，朱特太熟悉这些，所以才那么激烈地主张，今天的我们不能惧怕对是非作出判断。现在的领导者们战战兢兢，害怕坏了求同存异的规矩，落下个政治不正确的话柄，但是，正如朱特教授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你那么在意慎重对待其他人之所信，为什么你不敢拥有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信某种东西，我们最好是找到一些办法去雄辩地说出来。否则，为什么别人要听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惧怕价值判断和“道德说教”?

面对死亡的写作

2010年，未满60岁的朱特教授突然患上了与史蒂芬·霍金一样的肌肉萎缩症，这个消息引起了一片叹息。次年10月，面对纽约大学的700多名观众，瘫痪在轮椅上的这位历史学家通过呼吸机的支援艰难地喘气发声，他的演讲主题离不开“失败”：社会民主的失败，民族和解的失败，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他的演讲肯定了社会民主的有益遗产，但结束语却严峻悲观：“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过去的年代。”

以头脑和文字为毕生志业的人，在这一刻，即使置身于掌声和眼泪的围绕之间，依然显得那么孤独无助。不过，《记忆小屋》却给了我们一点慰藉，因为，朱特面向死亡的写作达到了他个人的完美境界，不仅沉着，平静，而且已具备了一种接近永恒的质感。在“语言文字”这一节里，他有几句堪称“渊默如雷”的告白：“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而我却正迅速丧失控制它们的能力。文字无懈可击地在我静默的脑海里组织成形，广度丝毫不减……但我却无法再轻易将它们诉诸语言。”

这是“记忆小屋”打开大门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同它飘出的袅袅炊烟和悠悠的乐音相逢，现在，则可以看见一个已然不能移动的人，静静地运转着他来日无多的头脑，再静静地等到翌日，艰辛地蠕动嘴唇，让记录员记下前夜成形的所思。托尼·朱特的文字之力，或许并不足以将他的生命延续到死后，却可以让他的死亡成为一个思想的和文学的事件。 （王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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