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70后”作家代表人物。现为《人民文学》编辑。

“作家大概分为几种，一种用皮肤去写，主要凭借感受；另一种用心去写，凭借情感；还有一种用脑子去写，这类作家相对比较理性，一定要先解决‘我写这个意义在哪里’的问题。”在中关村附近的某家咖啡馆，作家徐则臣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道。他将自己归入“理性作家”之列，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对“70后”一代的意义追寻，探寻中国社会近30年 的转型期内，他们的焦虑、矛盾和坚守，被评论家们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史诗”。

《耶路撒冷》自2014年3月出版后，如今已经第九次印刷。新旧交替，在各媒体回顾上一年的多个榜单中，这本小说赫然在列。2014年成了徐则臣的丰收年，凭借这部长篇小说获得老舍文学奖，又凭借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得鲁迅文学奖，评论家陈晓明称他为“‘70后’作家的突出代表”，评价他的小说“自由而自然，却能穿过纷扰的现象，敲打生活的要害”。

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

写作《耶路撒冷》是个大工程，因为徐则臣一开始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内心就萌生了一些宏大的野心，用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说，徐则臣是要从“正面强攻这个时代”，为一代人的精神立传，又要为“70后”作家正名。“很多人觉得‘70后’作家让人失望，把我们和‘60后’比，认为我们没有他们的成就和才华；和‘80后’作家比，又没有他们的市场。但是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会被读者发现的。”徐则臣说。

小说描写了中国南方某条运河旁，几个从小一块长大的“70后”，其中一个在12岁就自杀了，另外的小伙伴们直到很多年后，还是对此留下心结。因为在当年，他们没能阻止小伙伴的死亡，甚至或多或少地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为此，他们从故乡“花街”逃离，又割舍不断内心与故乡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则臣想展现他们内心的焦虑、忏悔和救赎。“他们有着自己的底线和坚守，只要这些东西不丢失，这代人就有希望。”

在小说里，主人公初平阳小时候曾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他一直对这个词念念不忘，不仅因为它的神秘和动听，也因为它与内心忏悔情绪的暗合。而现实当中，也是“耶路撒冷”这个词激发了徐则臣最初的灵感，早在2006年，他就想用这个标题写一部小说。

2010年某个深夜，徐则臣突然灵光一闪，想到用专栏和故事相穿插的方式来构建整部小说。奇数章是故事主体，偶数章是主人公初平阳的专栏文章。

这样复杂的构想，写起来很困难，为初平阳写专栏的那一年，他的文字产出明显变少了。后来，到了故事主体的写作，他更是一度品尝到绝望的滋味。“我想小说家都有自虐倾向。”徐则臣说。他有意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人的思维有惯性、有惰性，太顺了，你的很多用心读者真的体会不到。就像读鲁迅的小说，疙疙瘩瘩、走走停停，反而留下很多独特之处。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对读者的审美习惯有一种冒犯。创新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冒犯。”

这辈子始终是“京漂”

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徐则臣身上有着明显的“70后”烙印，他成长于中国疾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然后在城市定居。对遥远故乡若即若离的暧昧情愫，和作为一个城市异乡人的漂泊感，时常交替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徐则臣出生于苏北乡村，11岁就离开父母开始学校的寄宿生活，从小个性独立。那时候他看了很多香港刑侦类的电视剧，觉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的律师非常酷。后来他又迷上了国际大专辩论赛，对蒋昌健等中国辩手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有了当律师的理想。

高中时学习压力大，他有一阵子严重失眠，非常孤独，于是写下了厚厚的几本日记。“写着写着把自己写开了”，就这样，他开始了写小说的最初尝试。

大学没有考上法律系，徐则臣误打误撞考入了中文系，“当时有种悲壮的失败感。”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用阅读填补内心的彷徨。在大一的暑假，他读到了张炜的《家族》，这本书让他豁然开朗。他第一次意识到当一名作家的美好和诱人之处，也找到了新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他从大学就开始写小说，毕业后当了两年教师。为了追寻写作理想，他考上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曹文轩老师。

老家淮安那条几百米长的“花街”曾是徐则臣写作的精神原乡，他为之书写了一系列旧事人情，《花街》《石码头》……有的来自道听途说的故事，有的是童年记忆。

北京则在创作上让他有了新视野，2003年开始，他的“京漂”小说纷纷出炉。《啊，北京》的主人公边红旗是办假证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主人公敦煌是卖盗版光碟的。他喜欢关注生活在北京的边缘人：“那些五湖四海的人，走路姿势和面部表情都不一样，我对他们抱有顽固的兴趣。”

他自认也是“京漂”，虽然前两年刚解决了户口。“有没有这个小本，其实对心态影响不大。”

轻易被改变的都不是理想主义者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去归纳你们这代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徐则臣：写《耶路撒冷》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采访了很多“70后”。

“70后”有很多独特的问题，比如他们的世界观是在变的，似乎突然出现了转折，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但“80后”就很完整，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任何障碍。

环球人物杂志：同为“70后”的小说家瓦当也有一部书《到世界上去》，也和“70后”的成长记忆有关。

徐则臣：返乡，以及到世界中去的问题，其实根植于“70后”的内心。虽说每代人都在寻找精神的故乡，但有些问题还真是从“70后”才真正开始面对。小时候我很听话，内心里对世界的向往反而被压抑得更厉害，越去不了越想去，时刻打算夺路而走。我的小说里，很多人物都在往外跑。

而真正的“还乡而不至”，也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前辈们回去，会发现老房子倒了，乡愁还在，内心和情感的故乡还在。“80后”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深植在那片土地上时，乡土社会就崩溃了，他们没来得及建构出充分的乡愁。而故乡失散那种别样的、失落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集中面对。

环球人物杂志：《耶路撒冷》中，主人公最终是获得了救赎。你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徐则臣：中国人很多不信宗教，但不能武断地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在我看来，信仰是一种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这个时代的人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放弃，稍微受些打击就变了。我们整天抱怨外界的东西改变了生活，如果你有坚定的想法，其实哪儿那么容易改变。轻易被改变的，我觉得都不是理想主义者。 （记者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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