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一个细节:“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

细节背后是一段有趣的历史——一个“学霸”型皇帝康熙，为何没用所学为大清帝国插上科技的翅膀，跟上世界的脚步而不是悄然落伍?

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

发明微积分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不折不扣的康熙粉丝。

在他眼里，康熙就像一个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全国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君主竟可以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地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般的相处，熟悉精密仪器，共同钻研书籍。”

可为何一个皇帝要如此投入地学习西方科学？

这恐怕要从一部历法的存废之争说起。

1645年，多尔衮颁行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编写的《时宪历》，但新法引来钦天监汉官杨光先的攻击。杨光先说，大清朝可以存在亿万年，但新历法只编写200年。他认为大清宁可缺好历法，也不能容忍洋人存在。杨光先获得重臣鳌拜支持，于是《时宪历》被废除，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入狱，杨光先任钦天监监正，吴明烜任副职。

不过汤若望、南怀仁被下狱后发生意外，北京地震了。汤若望、南怀仁被释放。后康熙亲政，派人拿着历书询问南怀仁的意见。南怀仁毫不客气，指出康熙八年的闰十二月，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康熙让杨光先、南怀仁辩论，但没有结果。没有办法，康熙命令大臣们登观象台，实地测验谁对谁错。

结果，三次测验的结果都是南怀仁正确，吴明烜错误。于是，康熙下令革去杨光先职务，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管理监务，恢复使用《时宪历》。自此，这场关于历法的争执以西方传教士的胜利告终。

这件事对康熙触动很大，本就对西方科学不反感的他，突然意识到:“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对于康熙来说，因知识不足而产生误判，是他这个当皇帝的最不能接受的事儿。因此，他决定要过这个独木桥，学习西方科学。

勤学百科，爱做实验

莱布尼茨不是唯一的大牌粉丝，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对康熙喜欢得不得了。今年他到北大演讲时，明确表示“最愿意和康熙交朋友”。史景迁喜欢康熙是因为“他是首个一对一接见西方人的皇帝，甚至还学了一点外语”。

据报载，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谈判》时，意识到精通俄语和拉丁语的重要性，于是回京后就设立了“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门学习俄罗斯语。

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第一个外籍老师是南怀仁，负责教授天文学和数学，此后又找了几个老师，也都有响亮的中文名:张诚、白晋和徐日升。相比南怀仁，后几位大大拓展了授课表，不但讲天文历法和数学，还教授医学、化学、药学、人体解剖学。

康熙非常好学。据传教士洪若翰记录，康熙很容易就能听懂他们的课，而且热情高涨。康熙去北京郊区的畅春园(皇家园林，位于京西北部)休息，也不想中断课程，教士们没办法，不管天气炎热还是刮风下雨，都要去给康熙上课。教士们上完课离开，康熙意犹未尽，经常自己复习授课内容，有时会叫来几个皇子，听自己授课。

康熙不仅好学，而且爱做实验。

他喜欢把大臣叫来看他测试天文，他还在宫里设实验室制药，他在皇子皇女和宫女身上实验种痘，他还亲自解剖过一只冬眠的熊……据说，他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种植杂交水稻。

最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科研论文:《三角形推算法论》。

因为康熙的好学，西方文化在中国一度盛行。康熙外出巡游，常常带上传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康熙的第一任老师南怀仁曾上书罗马教廷，请求抓紧时机，派遣更多教士来华，尤其是懂天文、物理的传教士:皇帝喜欢，待遇优厚。

束之高阁，赏之何用

康熙如此热爱西方科学，但为什么没有给大清王朝插上科技的翅膀？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默克尔总理送给他一幅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这幅地图就是康熙研习西学的成果之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命西方传教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

汉学家李约瑟曾评价这幅地图为“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但就是这样一幅足以让后人骄傲的科学成果，更多时间是被深锁紫禁城。

为什么会这样?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深有感触地说:“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这段论述与近代教育家邵力子的看法基本一致：“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田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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