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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镜头下的农民工

2015-01-01 08:40 作者:张莹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hanha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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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间休息 占有兵摄

外出打工17年,占有兵用9年时间只做一件事:拍摄像他一样,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

从2005年至今,他拍摄了40多万张纪实照片,用坏了3台相机。

这位农民工摄影师对自己拍摄过的照片谙熟于心,有些只要提及日期就能回想起来。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幅作品,叫做《工间休息》。

图片拍于占有兵当时打工的电子厂,这里的女工平时要对着显微镜工作上十个小时,眼睛十分疲劳,不少人都趁着工间休息的当会儿闭目养神。可画面中的女主人公,却从周遭疲惫的身影中脱离出来,她直视镜头、眼睛闪亮,“透着一股想从环境中挣脱出来的意味。”

占有兵也曾想要“挣脱”。他是一个“不会耕种的农民”,武警退伍后,从湖北农村的老家挣脱出来,到了广东,又奋力自学,从最底层的保安挣脱为工厂的行政管理者。

他还记得1995年,初到东莞那天,因为当地对暂住证查得严,他不敢在街上逗留,老乡所在的工厂又禁止亲友探访,无奈之下,第一处容身之地,竟是建筑工地的工棚——草席为铺,板砖当枕,空气中弥漫着脚臭。

彼时,正值中国南方的工业区快速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外输的高峰,找工作竞争激烈,往往招聘启事写着只招10人,报名应征的就有两三百,递简历时,乌压压的人群都往前涌,能在推搡间成功递上简历已实属不易。

他十分赞同纪实文学《打工女孩》里的叙述:女性打工者更容易留在这里,而男人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机修、啤工、丝印工这样的工作只招熟手,普通工人只招25岁以下的女性。”

急于找到工作的占有兵还被街边的招工骗局骗走了70块钱。最后,凭着当武警练就的体能,他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才终于在100多人中脱颖而出,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

簇拥在招工启事前的工人,排长队等待面试的打工女孩,以及挤在地上答卷的应征者,成了他镜头下常青的主题。

他拍摄公用电话亭里跟家人通话的打工者:有人笑得合不拢嘴,有人忧愁地扶着额头,对焦的虚实之间,定格了人生百态。

占有兵自己的家庭也拴在这细细的电话线上。起初,电话的一端只有他的母亲;1999年,电话那头又多了妻子;2000年以后,听筒里的声音开始有了婴儿的啼哭。

2007年,占有兵曾趁年假回了趟老家,表弟留守在家的儿子开心地拉着他到处串门,在邻居家金黄的玉米棒旁边,他为这个穿着红色上衣、笑得有些腼腆的小男孩拍了张照片。

当他把照片传给表弟的时候,没想到,网络那头,已经三十好几的大男人竟然哭了起来。看到儿子小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表弟对占有兵说:我一直不知道,孩子在家里的样子那么可怜。

身边的亲友都没想到,占有兵的照片会这样有力量。起初,大家都不相信,“半路出家”的他能在摄影上搞出什么名堂。

2002年,他买了第一台专业相机——二手的尼康F601胶片机,花了1400元,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这对于一向早餐只吃8毛钱,“钱只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占有兵来说,可谓是血本儿。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只有他的爱人表示了“支持”:他喜欢就让他玩去好了。

用这台相机,占有兵为工厂拍了许多活动的照片。让他真正把摄影当做事业来做的,是生活的不安定感。

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占有兵都逃不开失业的命运。“工厂倒闭、公司裁员,不是我炒老板,就是老板炒我。”说起那段动荡的生活,他语气中带着些许自嘲。

他渴望在“漂泊的生活和失业的恐惧中抓住些什么”,于是决定用镜头记录当下。

从2005年起,他每天都挎着相机,跑到车间拍摄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他常常随身携带印有自己作品的报纸,以证明自己的拍摄目的。后来,他还随身携带录音笔,记录下与工人们的对话。“一个小时的对话,回去整理要4个小时”这个靠自学学会五笔打字的摄影师说。

生产线上,占有兵的镜头常常被打工者的手所吸引。他曾看到过一双满是龟裂的手,指头上贴满了胶布,那双手看上去有50岁,却属于一名30岁出头的女工,他感到十分震撼。

这双手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姐夫,姐夫早他几年出来打工,在一家玩具厂做喷漆,每天下了班用“天那水”清洗沾满油漆的双手,使得皮肤龟裂异常。“比种地的时候还要粗糙。”

以手为主题,占有兵跑到不同工厂,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这些千姿百态的手,有的常年裹在胶皮手套里,有的则翻飞在包装纸之间。

打工的这几年,在熟人的帮忙下,他到其他工厂拍照的事情没怎么受到阻力。手里抓着单反,挎包里装三只小镜头,占有兵总是在车间里一待就是一天,日子久了,工人们对他的镜头已然视而不见,看到他还笑着打招呼:哦,又来啦!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人拉他一块儿去食堂。

周末休息的时候,挎着相机的占有兵总蹬一辆女式自行车在工业园区四处转悠,五棱镜的反射下,手挽手买菜的打工夫妇,染着黄头发的90后打工者,端着饭盒围在电视前的男工,还有捧着英语书用力朗读的打工女孩,冒雨赶去工厂打卡的女工……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在北京出差的两天,他在晚高峰的时候挤进了地铁,把镜头对准刚下班的上班族。看他亮出镜头,一些人皱着眉头躲闪开来。

“在大城市遇到的阻力会多些。偶尔还有人吼我‘去死’。”他轻松地说着不愉快地经历,一次,他在广州一家快要关闭的工厂里拍照,被拍摄的男子发现后,生气地揪住他的衣服,差一点儿要揍他。

“做纪实摄影的,必须得有在众人面前举起相机的勇气,这都不算什么。”他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

这个摄影师始终坚持用50mm的定焦镜头近距离拍摄,他的作品也因此被摄影界人士评价为“没有距离的‘占式’摄影”,虽然存在“水平线有问题”、“焦距不合理”的缺点,却“粗糙而生动”。

“或许因为我是局内人”,占有兵说,“外面的人不能理解这里的生活,会隔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看待流水线工人的生活。”

占有兵举了一个例子,他曾拍摄过一组反映农民工爱情的照片,一张马路边一对情侣紧紧搂抱略显激情的照片,遭到了网络上的诸多攻击,有人嘲笑底层的人“没素质”、“不分场合”、“不堪入目”,可在他看来,这正反映出打工者缺少隐私空间的现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打工者统一居住的房子就是集体宿舍。”

摄影让他近距离观察农民工群体,却又让他远离了这种身份。从2006年开始,大大小小的摄影奖项接踵而至。如今,全国有50多家媒体向他约图,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向他敞开大门,雇佣他为一份内刊做摄影和策划。

2014年11月,41岁的占有兵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图文集《我是农民工——东莞打工生活实录》,这本10万字的打工者实录,被评价为“残酷而鲜活,挣扎却顽强”、“反映了农民工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新书问世一个多月,他已经接连被7家中外媒体采访,“为什么都要采访我?我就是个打工的。”占有兵说话时双手在键盘上敲个不停,他正在迅速地整理当日的照片,搁在手边儿的尼康D70S相机,因为经常被主人挂在脖子上,接触身体的一侧已经磨得发白。

昔日的工友小聚,有人会小小地揶揄道:你现在可跟我们不一样喽!

“有啥不一样,都是打工的!”占有兵还是那句同样的回答。他依旧每天蹬着女式自行车,穿着200元不到的冲锋衣,运动鞋,挎着相机到工厂里拍照。哥们儿聚会,吃的还是路边大排档,喝8块钱2两半装的“百年糊涂”酒。

占有兵心里时常后悔:这些年没有对固定的人进行跟踪拍摄,记录下“打工者从皮肤弹性、眼神明亮,到眼角出现皱纹,慢慢被机械的生活磨平棱角的变化”。

他已经筹划起接下来的工作,继续从‘打工家庭’、‘工业区’和‘打工印迹’三个角度记录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

为了搜集“工厂的印迹”, 他每周末都会走进倒闭的工厂里“捡破烂”,那些被人丢弃的厂证、工衣、印章,他整整搜罗了四箱子。

“现在的一些事情,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你觉得不重要,等我们过了很长时间后,这些东西不在了,记录下的影像就有了史料价值。”

正因如此,占有兵决定把多年来记录的自家人的生活场景放进“打工家庭”系列。三年前,他的儿子已经随迁落户到东莞,像其他本地孩子一样,在公立学校读书。

在这个家庭里,占有兵是最后的农民工。 (记者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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