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通讯社主办

半月谈

首 页 >> 观点 >> 人物 >> 王维明:唤醒那些装睡的人 >> 阅读

王维明:唤醒那些装睡的人

2014-11-06 20:52 作者:彭茜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编辑:tianye
分享到:

王维明,台湾导演,生于1967年。参与制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胜者为王》等电影。导演作品有:短片《私密》、《连连看》;纪录片《七个错城》、《无相、无无相》;电视电影《重新维修101》、《真实影像》。其导演的电影处女作《不能说的夏天》(又名《寒蝉效应》)入围2014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

王维明电影梦的开始,是1991年在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出演“卡五”一角。2000年,他离开电影圈,转做广告导演。在广告圈里浮沉十余年,47岁的王维明成绩斐然,却仍旧不忘电影人的初心,也不忘恩师杨德昌的坚持和勇气。今年,当他携导演处女作《不能说的夏天》重回电影圈时,如同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眷村少年卡五,忐忑而兴奋。

《不能说的夏天》是王维明多年悉心打磨之作,郭采洁、徐若瑄、贾静雯、戴立忍等众多明星出演。看似“小清新”的片名之下,实则是对人性弱点的无情揭露,该片根据真实的校园性侵案改编,讲述音乐学院女大学生白白在被乐团指导李教授侵犯后的艰难境遇。原来可以很幸福单纯快乐的人生,如同小清新般的悠游自在,却因这件侵犯事件,面临极大的撞击和考验。

该片正在国内热映,而早在本月初釜山国际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时,它就广受业界与观众的赞誉。

面对困境时更需要勇气

影片开头完全是悠然闲适的基调:碧海银沙绿,一列火车沿海岸线行驶,白白(郭采洁饰)从台北来到台东地区一所音乐学院求学。在寝室落定后,白白推开窗,听到的是比台北更加浓烈的蝉声。那时,她未曾料到,随后她的周遭将会只有寂静。

《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上映时片名叫《寒蝉效应》,而在大陆上映叫《不能说的夏天》,片名有何深意?

王维明:“寒蝉”顾名思义就是“噤若寒蝉”,延伸出的意义就是,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通常都会先选择退后,情愿装睡也不愿去面对困难。

白白的故事指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态度:当弱势受到强权的欺压时,她不但不敢说,甚至还不晓得为什么不说。而周边与这件事相关的人也都选择回避与沉默。我们从故事里感到那股效应,并不是我们有多害怕,而是我们把自己说话和直面困难的权利都湮灭掉了。我希望透过电影传递给大家一种面对困境更有勇气、面对选择更有思考、面对人生更加坦然的启迪。

我们发现大陆地区的年轻观众对“寒蝉效应”并不是特别熟悉,为了让所有观众看懂片名,就用了另一个名字。寒蝉就是不出声的蝉,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能说的夏天”。英文片名“Sex Appeal”(性感)则更符合西方直白的口味。

Q: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了解过真实事件的主人公吗?

A: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么做是一种伤害,也是一种比较取巧的方式。似乎跟当事人见面,得到第一手资料,能够在编剧电影时行云流水一些,但电影中并不是只有白白这条单线,我真正想说的是围绕这个事件核心的一群人的故事。

每个跟白白事件相关的人都会辐射出他面临人生困境时的选择和转变。比如方律师(徐若瑄饰),原本是个非常市侩的、在法律上不留情面的讼棍,但她却决定为白白争取权益,愿意真正为这个女孩付出,跟着她一起走到最后,而不是像白白妈妈一般逃避。

我们对每一个角色的创作都非常充足,每个角色拉出来都会是条主线。我相信这些角色所代表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会被代换到我其他的电影中。

平衡商业和艺术

王维明说他看成片时,才大呼“惊艳”,《不能说的夏天》呈现出来的样貌超出他的想象,“演员的表演更精湛,摄影对空间的描述更具力量……像是在本无预设的状况下,很真实很必然地完成了电影。”王维明感觉很“微妙”,就好像走路时,并不一定要走哪条,但只要方向对,最终还是可以放心走下去。

Q:你们用了这么多明星演员,是在寻求商业和艺术的平衡?

A:当时我和监制讨论,这部电影可以用纯文艺片的小成本方式做,但我认为如果想沟通生活周遭的人们,应当找到更好的方式,让更多观众看到。监制也认同,我就开了演员名单给他。

这几个演员的参与,绝不是丢一个活过去,他/她就接了,他们在角色的饰演中真正有很精彩的突破。我对郭采洁的打分是A,希望下一次再合作是A+。她真的演得很精彩,把她自己的生命赋予了白白这个角色。

这个电影在产业上仍然有一个企图心。在大陆地区,有600多家影院上映,发行力道非常大。在台湾,也是全台最大的影院系统做发行。以主流的方式做这个有社会议题的影片,我们就来看看,会是怎样一个结果。也许它的票房很好,想拍这类电影的人就更勇敢。如果不好,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去反省:在市场上怎么让观众更好地接受这种主流之外的好电影?

Q:在片场,大家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会不会很压抑?

A:会的。也正因为压抑,所以一有机会,每个人都会想要放松。两个月的拍摄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但在拍戏时,我们之间的张力都很大。我的要求很高,尤其是长镜头的拍摄,一镜到底的过程中,不仅情绪和台词都要融会贯通,还要有爆发力的表现。

我印象最深的是白白、方律师、王老师、林律师和教授在法庭上的那一场戏。摄影李屏宾老师掌握得非常到位,把那场戏拍得极为简单,却充满着厮杀的张力。

我的坚持没有改变过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卡五,再到《独立时代》的小明,王维明的电影路上,一直都有杨德昌的言传身教。

《独立时代》有句台词:“最容易逃避责任的办法,就是装得跟别人一模一样。”而在王维明的《不能说的夏天》中,他让徐若瑄说出这样一句台词:“每个人都在逃,差别只是自己知不知道而已。”有意无意间,似是向杨德昌致敬的一笔。

Q:你很早就踏入电影圈,为什么现在才做这部作品?

A:我小时候跟着杨德昌工作,他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真的只想拍好电影,甚至想做艺术家。到2000年,我自己没了资金、市场,也没有了创作动力,我必须离开电影圈,这些年,我在广告业的的环境中跌跌撞撞,用我原来具备的创作能力去做商业上的filmmaker(电影制作人)。

我没有一天放弃过要拍电影,我不断问自己,如果我重新出来做电影,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filmmaker?一直到2010年,开始有这样一个主题,我决定做一个全新的filmmaker。这是个很重大的决定。

Q:能否谈谈杨德昌对你的影响?

A: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创作的勇气。要勇于面对创作中的挣扎,因为挖掘角色的时候,同时也在检视自己的人生,它是一面很清晰的镜子,会让你看到自己。另外一个勇气就是,当我们有企图心要说出有影响力的故事时,需要更大的勇气把这样的精神从第一天坚持到最后一天。

这部电影肯定有受他的影响,但不是他风格的延续,而是看事情的方法的延续。观点的建立其实就是风格最初的形成。我也不会在作品里去刻意模仿、或避免模仿他的风格。

Q:你是怎样跟杨导结缘的?还记得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情景吗?

A:我站在他的工作室门口等他,去了三次,他终于有点小空,就愿意见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我们的家庭生活,我的父亲是1949年到台湾的,他特别想听我们聊家庭,觉得特别有意思。听完后他觉得我很适合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角色,就邀请我去演,我也在他的工作组做了美术、场务、道具等很多工作。

透过服装、场景和他创造的氛围,杨导带着我们这一群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回到了他拍的60年代。我们在拍摄中是极为享受的,好像进入他电影的梦境一般。我们非常喜欢在片场,喜欢拍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过程的点点滴滴太丰富了,那就是电影的魔力,带着人进入那样的世界,非常辛苦又极为享受。

Q:如果杨导能看到您的作品他会满意吗?

A:我相信如果他在的话,一定会满意。但我也相信他一定会再鼓励我做更高的事情,这是他的人格特质,也是我受他影响很大的一部分。他会鼓励我马上做下一部作品,把想说而没有说出的故事在下一个作品更努力、更勇敢、更坚持地说出来。

Q:接下来还有什么选题?

A:目前有两个选题:一个是跟青少年有关,一个关注社会整体状况,寻找真相。比较长远的电影计划是关于一个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

其实我还有很多选题。我离开电影圈十年了,但从来没有放弃过拍电影。这十年我累积了大概七个选题,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有一些过时了,或有一些别人做过了,我不会再去碰。受杨导的影响,我的坚持没有改变过。(记者 彭茜)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半月谈网"的所有作品,均为半月谈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任何报刊、网站等媒体或个人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需授权,点击 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