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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一切适中真好

2011-05-11 07:01 来源:《中国妇女》 编辑:maoyi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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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她有着精英的人生轨迹。但身形单薄、长发拂面的曾子墨如约出现在记者眼前时,宛如邻家女孩,淡淡的。

一定要自己去飞

曾子墨2000年从著名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辞职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不必牺牲自己的追求,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经过四年的努力,当光鲜无比的事业正值巅峰时,曾子墨却辞职了。她觉得年轻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渴望飞翔,而且要飞得精彩!飞累了飞倦了,自然想回巢了,而且回得心安理得。可之前,一定要去飞!

有人说,人在20岁的时候在乎别人怎么看,30岁以后在乎自己内心怎么想。可是,你在乎别人看也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刚刚大学毕业时,我也是意气风发,我想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自己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那时刚去摩根时,因为没有项目,我整整闲了半个月,一分一秒都极度煎熬极度失落,因为我每天都会听到同事在说,我昨天又加班到凌晨四五点。我充满了羡慕,同时也羞愧难当:那才是成功人士该有的生活状态!

我不觉得我在摩根是一种生命的极大透支。你付出多少收获多少。不管金融风暴、金融危机,那么多人还是对这个行业趋之若鹜,这里存在着供求关系,那么多人认可它是有理由的。你透支的是睡觉时间,但你收获了知识、见识、素质,你得到的东西远比你失去的要多得多。很多事情从供求关系上能找出合理性来。人经历过一次极限的体力、精力、智力、心理状态的挑战,就有免疫力了。

可是,它意味着一周超过100小时的工作时,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解决的一日三餐,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每天下午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如果这种生活要持续一辈子的话,它的附加值会越来越少,带给你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少。四年已经足够。我从小到大都遵循着最主流的观念:要做最好的学生,最最好的职业,那时我才开始回过头来问,什么才是“好”?这种反思和厌倦没有让我纠结,反倒是轻松与释然。

我面对厌倦的方式就是辞职,我记得当时公司的运营官一口咬定不出一年半载,我肯定会回去。其实当时我心里很清楚,我再也不会回去了。而我手中的砝码就是年轻:我才二十多岁,机会成本还很低,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寻求突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才不会成为一种负担。

我看重工作能带来什么生活方式

辞职后的曾子墨加盟凤凰卫视,先后主持过《股市直播室》、《世纪大讲堂》、《社会能见度》等节目,她深入过“艾滋村”,报道过“蚁族”、“胶囊公寓”,探访过贵州“瓮安”事件……记录一个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她觉得这份职业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干什么工作不重要,关键是找到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我看重的是这份工作带给我什么,选择了一种工作,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这份工作重复性小,它可以满足我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我的人生经历因此得到最大的丰富。某种意义上,工作和你对工作的付出是一种交换,或者是精神层面情感意义上的交换,或者只是赤裸裸脑力体力与金钱的交易。

我会在新闻发生地去采访当事人,除了大城市,我们也会走到农村,走到贫困的地方去。这些经历会让我的视角变得多元化,让我的思维方式得到改变。这些是我保持对这份工作新鲜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所说的思维方式,不是指逻辑思维、信念上的方式,而是指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全面。以前做投行的时候,接触的是精英、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一切都很光鲜。我想问题也会很简单。比如对于公共政策制定,我们会提出一些意见,也喜欢用西方的思维去衡量: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但当你真正去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太大了,太穷了,人口太多了。从小我们学的“地大物博”,现在才明白,其实“物bo”是“单薄”的“薄”。你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利益集结在一起,在博弈,需取舍,需平衡,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完全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曾去大同采访。在外界看来,大同通常被看做是“煤都”,但煤矿总有挖光的那天,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据说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当地人调侃大同城市形象为:“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同市市长耿彦波来到了大同。他很有魄力,且个性十足,坊间有很多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大小干部挨他骂是常事,而且骂得狠。他上任后立马展开了他的“名城复兴工程”,即“一轴双城”的格局,以御河为轴,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旧的复旧,新的更新。因为大规模拆迁,市长被戏称为“耿拆拆”。网友整理了“老耿语录”,其中有一句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而云冈景区工程,因为有争议,他曾赴北京做沟通解释工作,大同因此出现了“万人签名”来“挺耿”……确实,在中国做事挺不容易的。

再比如,我们采访关于垃圾分类的事情,你会发现公民意识的觉醒:受垃圾堆放困扰的老百姓要发言要表态!要保卫自己的家园!平凡人的人生故事会打动我。

你问我,做这些深度新闻的正义感来自于哪儿?正义就是来源于基本的价值取向。往大里说,什么是正义、邪恶?往小里说,什么是对和错?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这个正义感还不能说是使命感,这个词上升得太高了,还不如说是一种职业感,我得对得起老板,对得起这个公共平台,对得起观众。每个人尽自己那份责任了,世界会变得特别美好。

有个说法,从事两种职业的人你可以活出很多人生:演员和记者。作为记者,你身临其中,你是旁观者,甚至是参与者,人生因此而鲜活。

也许你问,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我们都是社会人,需要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理解,你的心胸会因此开阔很多,很多烦恼会得到释放。

到了这个年龄,无需时时拷问自己

曾子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她已经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华尔街中国女孩,也不仅仅是深入新闻现场的酷派十足的新闻主播。她回避将自己的家庭暴露在媒体面前,安静地幸福着。她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对自己满意最重要,而不是有多忙、被多少事情缠身这些外在的证明。

从摩根斯坦利到凤凰资讯台,让我的生活态度有挺大的转变。以前我挺争强好胜的,什么都要做得最好,特别累。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好,好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有一份工作,让你忙碌,让你做着喜欢做的事情,不至于没时间睡觉,不至于没时间享受生活,挺好。

有人问,这个社会有没有一种来自成功的压力?假如有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假如你有很多财富,可一直处在极度焦虑当中,怎么会是成功呢?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就是成功。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生活没有迫使你去做出思考与转变,你无需时时拷问自己:这是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不是我满意的?你这样累不累啊!当你不满意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现在一切适中,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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