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现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州大学客座教授。

历年来，曹德旺共计现金捐款达人民币15亿多元。他的捐资幅度随着自身实力递增呈同步上升态势。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其善款分配如下：玉树1亿，西南五省区市2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同时，他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当年只想过好日子

“曹德旺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父母亲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离开上海时，父亲带全家坐油轮，财产全部放在另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中，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

在他的记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餐，两餐里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那时他们就常常觉得饿，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但却总是柔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饭可少吃，衣可简穿，书还是要读。”受过教育的父母想尽办法让他们读点书。9岁时他走进了学堂，念到14岁，因为家境太艰难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但是，他一有空他就爱捡起哥哥的旧课本，边放牛边津津有味地读上几页。

到了16岁的时候，年少的他开始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帽子的危险帮着父亲倒烟丝。到了1966年左右，烟丝生意难以为继，于是改做水果生意。每天凌晨3点多就出发，从高山公社骑自行车赶到福清县城时天刚放亮，等果农来了曹德旺就开始与他们讨价还价，谈定价格装好水果后差不多已到中午，就地自己煮饭，吃完后是中午十一、二点，一般温度是40度左右，驮上300斤水果，那时候感觉就像是在火里穿行，回到高山大约是4点到4点半，等把一车的水果全都批发给商贩后一般要到6点。如此一个回合下来能从中赚取的差价约为两元钱。这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两元钱，然后就匆匆赶回家，到家吃完饭差不多就到了八、九点，这时候就要赶紧去睡觉，否则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就这样，他每天残酷地向体能极限挑战。

母亲心疼孩子，却又无力疼惜，每天早上叫他起床时她都心疼得直掉泪，以至于每天都要坐在他的床边先哭上一阵子才能狠狠心叫醒他。

母亲的泪水，人生的艰难，让那时的曹德旺就早早尝识了人世间的冷暖。他能感受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同龄人不屑的眼神，他在意，但并不自卑，他深信自己的肩膀有着他们难以企及的坚强；昼夜的奔忙，巨大的付出与微薄的回报，他无奈，但他并不屈服，他坚信勤劳的双手有改变命运的力量。

为了谋生，他种过白木耳，当过水库工地炊事员、修理员、知青连农技员，还倒过果树苗。大概1975年的时候，他已为自己积累了5万余元的“巨资”，那时感觉在经济上解放了自己。

他所想的只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就是把日子过好一点没有罪。

缔造玻璃王国

福耀玻璃的前身是创办于1976年的福建福清市高山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1983年4月，曹德旺承包了这家连年亏损的小厂，当年就赚了20多万元。

1985年，高山异形玻璃厂合资，曹德旺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当时是通过购买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备图纸，完成设备安装和投产的。

1987年，曹德旺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在高山异形玻璃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外合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尔后，福耀玻璃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从只能生产十多种规格产品的小厂，发展到能生产1万多种规格产品的大公司，结束了中国汽车玻璃依赖进口的历史。

1991年，福耀玻璃获准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国内首家上市民营企业，也是第一家同行业上市公司。如今，福耀公司生产的汽车玻璃占中国汽车玻璃71%市场份额的同时，还成功挺进国际汽车玻璃配套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是德国奥迪、奔驰、宝马、宾利等的合格供应商，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厂商。

2009年，曹德旺获得安永企业家全球奖这一最高荣誉。这也是安永全球奖评选以来，中国大区的企业家首次获得该奖项。安永企业家奖全球企业家的评选主要考察企业五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否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二是否始终诚信经营；三是否注重知识创新，注重知识产权；四是否具有全球影响力；五是否有发展前景。

关注穷人的命运

在福清的一个大雾的清晨，曹德旺坐在福耀玻璃总部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巨大反衬得他人有些小，而且比照片上更显苍老，毕竟65岁了。但仍矍铄，有时平和的双目倏然张开，威严得有些慑人。这位享誉已久的“玻璃大王”如今再次被黄袍加身。最近几年，在各大报章，“慈善大王”四字常被用以缀在曹德旺的名字之前。

“去年我捐了十个亿，他们都给我花出去了。”说这话时，曹德旺的表情颇为欣慰。2010年，曹德旺及其子曹晖的捐款高达十亿元，如果算上2010年以前的善款，曹德旺的捐款总额已达15亿元。

提起年轻时的贫穷，曹德旺的笑容里有一些向往。“我很庆幸，直到60岁才这么成功，如果30岁时已经这样富有，还真不知道后30年该怎么过。”而饱尝贫困滋味也使得曹德旺持久地关注着穷人的命运。

曹德旺的慈善史几乎与他的创业史一样久远。第一次捐款是在1983年，曹德旺刚刚承包下高山异形玻璃厂不久。昔日的小学老师找到他，听说这位昔日的学生如今发财了，而小学时曹德旺用过的课桌至今还在使用，希望曹德旺能够出资为学校做一批课桌椅。“我问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两千块钱就行。那个时候两千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八九万块。我说行，就帮他做了。”实际上，那时由于承包款尚未还完，曹德旺个人还在欠债。

“从那时开始，每年我都会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社会。”曹德旺说。

2010年是曹德旺捐款数额最多的一年。不过其中一笔高达两亿元的捐款，却为曹德旺博来了“抠门”的声名。

2010年5月4日，福建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曹德旺、曹晖父子向西南五省区市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2亿元善款。

数额受人瞩目，却附加了不少条件。按曹德旺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以每户2000元的标准发放到滇、桂、渝、黔、川五省区市的近10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3%，差错率不得超过1%，否则按超出部分的30倍进行赔偿。因此，这个项目也被赋予了“史上最苛刻捐款”的称号。

然而当曹德旺提出这几项条件，并要写入合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的第一反应是：这活儿，接了。

最苛刻的慈善家

事实上，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并非一蹴而就。西南大旱后，曹德旺决定向灾区捐款两个亿。他起初想给灾民发粮食，考虑到粮食的运输问题以及可能带来哄抬当地粮价的风险，便决定发现金。曹得旺甚至派出调研团队，对项目的可行性及成本进行了评估和测算。“我正愁项目交给谁，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找上门了。”

但谈判并不顺利。曹德旺回忆，光管理费就谈了半个月。“我测算过，2亿善款的运营成本在200万左右。但他们提出要2000万。”王行最向曹德旺解释说，基金会必须争取管理费略有盈余，才能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但曹德旺不这么想：“基金会本来就是非营利组织，是做好事的，赚钱干什么？”

中国基金会的管理费基本分为行政福利费、筹资推广费和项目执行费三个部分。按政策规定，管理费不超过10%，几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平均提取的管理费比例约为7%-8%。王行最曾关注国外基金会的管理费运作，发现管理费只有7%，但国外是把筹资推广和项目执行费用计入项目成本，所以管理费看似不高，但实际在20%到30%之间。

最终，双方敲定管理费为600万元。此前，媒体报道中3%的管理费，是通过600万倒推回去的。尽管觉得苛刻，王行最也想以此案为例，证明中国扶贫基金会有这个管理能力，“从世界范围来说，3%的管理费绝对是高效率的。”

最苛刻条款不止于此。曹得旺要求于受益人有两个标准：不能给当官的；不能给有钱的，差错率要控制在1%以内。曹德旺还不忘加上惩罚原则：若误差超过1%，即按超出部分的30倍予以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600万。

“曹先生很‘仁慈’，”王行最笑着说，“如果2亿元里，有100万‘瞄不准’，我就要赔他3000万，但他最多只收600万，很宽宏大量了。”

在王行最15年扶贫工作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差错率1%的标准。在国家的扶贫政策里，也没有相应规定。即便在公益事业发达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差错率标准。“我们是要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加上地域、风俗等因素，1%的差错要求已经非常高了。”事实上，王行最的担心并非多余，在项目实施中，情况远比他想象得复杂。

不过，曹德旺不这么想。刚从博鳌论坛回到福州，他略显疲惫。“1%差错率是根据质量管理的概率角度提出的。事情做细些就不会错，还能防止被人冒领。”

2亿元善款逐户发放，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扶贫基金会为此专门成立了“2亿办公室”，受捐助的五省区市也分别设立省级项目协调小组和项目县执行办公室，并签署基金会、省、县三方协议，若最终未达到曹德旺的要求，省、县两级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上，严苛的捐款条件带来的问题还真不少。

首先，确定援助对象就是巨大的难题。扶贫基金会原计划在五个受灾省区市各选择一个县援助，但各省都希望多分到几个名额，云南甚至将十几个县的灾情全部列出来上报。不得已，基金会要求被推荐的县必须满足国家级贫困县、受灾较为严重、得到外部的援助最少等三个条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17个援助县。

基金会原来希望推荐的方式，确定项目村，可是担心放权给县里可能出现“寻租空间”，为此，他们专门请该县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受灾程度，依次列出需要资助村子，经多方讨论，最终由基金会确定了5000多个自然村的名单。

最麻烦的永远是下一步。

曹德旺要求，“不能发给当官的，不能发给有钱的”，但在排除了“当官的”和“有钱的”之外，又将谁定为援助对象呢？

尽管国家规定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家庭为贫困户，然而大部分贫困县仅有行政村级的年人均纯收入数据，没有统计到户，特别是缺乏2009年的数据。而逐户统计、核实农户收入构成和开支在实际操作中又是不现实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执行部部长桓靖回忆说，苦思冥想后，基金会决定采用“排除法”来确定受援对象，将曹德旺要求的“当官的”、“有钱的”细化，制定了可谓最为严苛的十五条“筛选标准”，规定：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中有公职人员的（包括公办教师、医生）；家庭成员中有村委会干部、村医、兽医的；房屋为二层以上砖混结构的；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有子女自费出国留学等情况的家庭，不能列入资助范围。受资助人名单需在全村公示，没有异议后方能确定。

依靠这个严苛的筛选标准，基金会终于选定了他们认为有资格接受资助的近10万受援人。

但这不是结束。

为了达到低于1%的差错率标准，无奈之下，基金会只好用了个笨办法：派出志愿者，逐户核实。与此同时，在各村张贴海报，提供投诉电话，接受举报。曾专门接听投诉电话的张海波说，他每天至少要接几十个电话。“举报和投诉电话的调查取证过程的成本很高，但我们都会严肃处理。”桓靖说，取消资格后的空缺，会用候选递补。

核实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工作经费有限以及交通不便，志愿者们多乘摩托车或步行前往项目村，有时要在村中过夜，先后有30多名志愿者出现过伤病。

项目还引发了不少摩擦。寻甸县某项目村的一次核查中，志愿者被不具受益资质的村民包围，要求得到资助。村民们甚至手持斧头恐吓村长。桓靖说，他能理解村民的心情，“两千块钱在当地要攒两三年，没受资助的肯定会有不满。但我们只能向村民讲清楚，这规矩是捐钱老板定的。”

善款最后以直接存入农户的独立个人存折的方式交付。与存折同时交给农户的，还有一封公开信，再次提醒农户：钱属于个人支配，若村干部要求上交，可随时举报。

曹德旺在项目实施中曾赴云南进行实地考察。看到灾民拿到善款，他颇为欣慰：“现场跟我想象的一样，很折磨人，他们太需要帮助了。”

不想感谢

2010年11月，2亿扶贫善款项目基本完成。在历时半年的执行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会投入50余人，组织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和20名社会志愿者，调动五省区市扶贫办、17个项目县和县扶贫办等部门领导干部、120个项目乡镇领导干部、765个行政村和5820个自然村的村干部，参与人数过万。

与此同时，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组成的评估团队对9个项目乡镇，22个行政村，39个自然村的1252户进行入户调研，在长达217页的评估报告中，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数据显示，缺损比例为0.85%，低于捐方1%的标准，达到曹德旺的要求。同时，农户都在2010年11月30日前足额收到善款，也符合捐款方半年期限的时间条件。

在评估会上，有专家指出，该项目的标准化设计流程机制、瞄准机制、透明机制与纠错机制可以复制，值得借鉴，而其1%的差错率、3%管理费和30倍赔付条款则无法复制。也有专家指出，这个项目的差错率低于5%已算完美。

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专家是从书本里钻出来的，企业家是干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复制呢？专家书读得太多了。”

3%的管理费也曾是大家议论的焦点。该项目执行中，工作经费较为紧张。张海波还记得，拨到寻甸扶贫办的项目经费只有3万元，连复印7275户受益农户的资料都捉襟见肘，只能让乡镇分担。

王行最说，基金会按每户2元和5元的标准，分别补贴省、级两级，其他费用都是地方政府承担了，事有凑巧，项目执行期正是旱灾期间，地方政府正好有救灾预算。

曹德旺对此有自己的观点和角度：“基层干部拿着国家的工资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所以，我连感谢都不用说。之前大家都说难办，但不是办得很好吗？”他顿了顿，一字一字地强调：“事在人为啊！”

扶贫基金会计算，如果把地方的成本算加进来，粗略估计管理费超过6%。“但这个项目做下来，总共花了600万多一点，因为那两个亿还有些利息，所以基本持平。”王行最还记得，项目结束后，曹得旺对他说，基金会这次没赚到钱，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

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曹德旺签署的2亿元捐赠执行合同，是中国迄今为止问责公益最大的对赌协议。繁重而琐碎的工作让扶贫基金会连续半年超负荷运转，但王行最对曹德旺的问责精神极为感佩：“关注、跟踪善款的用途和效果，才是负责任的捐赠人。”

王行最坦言，中国公益需要企业捐款，但在公益领域尚无独立、高效的监管和评估机构的情况下，也需要捐赠企业的问责，形成问责与响应问责的互动。他认为，这也是这个项目更大的意义所在。

对于投身慈善多年的曹德旺来说，虽然选择问责是第一次，但此前多数项目，他的钱也都“花得很明白”。“比如，让我捐条路，他们修，我来找监理，验收合格后我才会给钱。”

曹德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制度和逻辑。对于他来说，这2亿元捐款也是个试验。

4月13日，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了河仁慈善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是曹德旺于2007年提出申请的，直到去年年底才获批成立。虽然目前没有捐赠股权的政策支撑，可曹德旺并不在乎。在他看来，自己的股票升值空间巨大，卖掉可惜。

“不管是捐现金还是股票，慈善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我想告诉有钱人，要把钱捐出来，因为贫富差距长期拉大，对国家、百姓、企业家都是不利的。”至今已捐出52个亿的曹德旺说从未有过慈善计划，只要口袋里有钱就捐：“厦门大学跟我谈了两三年，从几千万增加到一个亿，今年分红有钱了，就再给他们捐两个亿。”

对于河仁基金会的运营，曹德旺决定要当“甩手掌柜”，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并无条件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曹德旺深谙制度的重要性：“只要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就没人敢轻举妄动，基金会也会变得有公信力。”

事实上，公信力也是王行最看重的。在他看来，公信力可以细化为执行力和透明度，而透明度又包括了对捐赠人、受益人和社会的透明，以及公益机构执行的过程透明和结果透明。“一些公益机构不是不想透明，而是没有专业的执行队伍和系统流程，不具备透明的条件，或者只能做到结果透明，无法展现过程。”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王行最分析说，中国公益机构发展时间短，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少公益机构是从政府体制下衍生出来的，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专业人员极少。“都是退下来的老干部发挥余热，你让他怎么专业化。”他反问道。

曹德旺则认为中国慈善的症结在于：准入门槛太高，监管不利。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不管官办民办，都纳入社会监管体系，允许媒体监督。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成长迅猛。去年底，中国有2000家左右基金会，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持平。王行最预计，今年年底，非公募数量有可能超过公募。“非公募基金会由企业出资，从人才到管理都很专业，它们的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也是生存的基础。王行最说，他接下曹德旺这2亿元的项目，也是想证明“中国这个行业里有优秀的、值得信赖的组织”。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2亿扶贫善款”表彰大会上，曹德旺戴上了少数民族灾民回赠的头饰：“得到灾民的肯定让我很激动。这个项目也说明，公益机构有了公信力，百姓才会信任你。”

虔诚的佛教徒

窗外的连绵烟雨，在屋檐下形成了水幕，大殿后的清泉静静地流着，几十个年轻的僧尼在偏殿中静静地听着法师的传授。她们每天在这里诵经、修行，这是灵石寺的律学堂。这里有近百名僧尼，来自全国。空濛的青山、袅袅的云雾，静静的寺院，灵石寺没有过多的被干扰，外界和这里似乎有些隔绝。

一些没去诵经的僧尼，每遇到慧本法师都会双手合十，相互轻轻地鞠上一躬，谦逊而自然。

灵石寺建于唐、盛于宋，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破坏掉了，剩下了一些残垣。1985年，慧本法师从福州来到这里。她说，当时她住在漏雨、破败的寺院内每日修行，没有感觉不妥，只是觉得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寺庙，应给得到修整。

虽然进入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在深入，但是破旧的灵石寺依然在风雨中飘摇。慧本法师给我拿出了一幅清朝时期绘制的地图，当时，这一带依山而建的寺院很多，灵石寺是最大的寺院。

在清苦中修行的慧本，想把座古寺再整修一下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主要是苦于资金的来源，无能为力。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慧本法师遇到了曹德旺。慧本法师希望曹德旺，来看下这座有历史、但是十分破败的寺院。

曹德旺去了，灵石寺整修的资金有了着落，那是1988年。之后到现在，曹德旺多次捐款给灵石寺，达两千多万。目前，灵石寺清丽、壮观，坐落在群山之中。

由于灵石寺得到休憩，最近一些年，有多名僧尼来到这里修行，达到了近百人。慧本法师说，曹德旺除了捐款修寺院，还出资组建了律学堂，僧尼们每天在这里诵经、她们每个月生活费大概在4万元左右，这笔资金也来自曹德旺的捐助。

不仅是灵石寺，福清县内多座寺院都得到了曹德旺的捐赠。现在，你如去福清，在新老城交汇处一座大庙宇正在修建，资金也是来自是曹德旺。目前，最大的一笔是曹德旺老家高山镇的那座寺庙，由于涉及到要搬迁学校、并重新修建，需要资金大概3亿。工程正在进行之中。

曹德旺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认为一个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应该本着一种非常感恩和感激的心情处事，而我向社会捐款也是一种比较粗浅的表达方式”。

2010年，“中国十大慈善企业家”——曹德旺不仅捐寺庙，而且向玉树、南方灾区大量捐款，已经达到了10亿元。足足可抵上一个小县城一年的财政收入，10亿不是个小数目。可是曹德旺认为，这是“小善”，他要退休了，要找点事做，现在找到了最快乐的事情——捐钱。

曹德旺的办公室很大、很气派，硕大的办公桌、大鱼缸、自己和小孙子的照片、山水画，还有放在屋子中央那尊十分显眼的佛像。

办公桌上没有电脑，只要厚厚的文件和《金刚经》。曹德旺说，他虽然捐了很多寺院，也是佛教徒，但他不会专门去烧香拜佛。他说，佛家提倡的是修行，修行要修出公德，什么叫公德？公平是公，施予是德，虔诚是公，真实是德。

改革开放后，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在思考和实践着这些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家群体中，60%信奉宗教。这里包括马云、张瑞敏、潘石屹等等。“佛商”是一个继儒商、道商之后出现的一个新词汇。这些人信奉多是通过精神信仰和内心的虔诚来实现，平时酒肉穿肠过。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的妻子每年都会去灵石寺上香、拜佛。也有人更神乎其神地说，曹德旺本人长就有佛相。

曹德旺自己认为，做善事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所以他捐款会乐此不疲。

“这钱是通过股票减持来的，也是我一生劳动的心血给社会做的贡献。”曹德旺说，他今年所有捐款都是自己个人口袋里掏出来的。

对此，曹德旺得意的说：“我不做房地产、不开矿、不做娱乐业，我做的是制造业。我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而且缴纳了高额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豪自己能够赚那么多钱。捐款，我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社会共享，也是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一种具体的措施”。

一个矛盾的人

以亿元为单位的“共享”，渐渐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曹德旺同时取得家人了同意，“子女没意见”。

但是这期间，也有不理解的声音。在私下里，也有企业员工抱怨说：“为什么不盖些楼房，按照原价或者略高一点卖给我们呢？”

也有企业员工反映，他们加班并没有得到加班费。前几年，也有学者写文章说，曹德旺掌管的福耀玻璃，作为上市企业每年分红太少。

在曹德旺刚刚宣布捐出自己的股票做慈善，资金规模达到了几十亿的时候，更是招来了做秀的质疑。

有人说，曹德旺从小贫穷、他爱财如命，如今却散尽家产，到底图什么呢？不过，细细分析曹德旺，他是个对别人好，对自己也十分“优待”的人。

他有时极尽奢华，有时却又简朴之至。他在福耀总部的办公室大得可以当作篮球场，可是他的午餐却在对面的食堂草草解决。他请国外设计师，花了七千万元盖了一座七千平米的豪宅，经央视播出后，让全国人咋舌。他的汽车，是当下最新款的奔驰600，衣服都是名牌。

对此，曹德旺有自己的解释和逻辑。曹德旺说，他是经历了前后两个30年的人，前30年吃了很多苦，深深体会到了穷人的滋味；后30年，他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国家给了好的政策，他富裕了。所以，用捐款的方式“向社会粗浅地表达”感激之情。

曹德旺是《福布斯》、胡润富豪榜上的常客。福耀集团位于福建省福清市。这个县级市，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曹德旺，包括小孩子。

名气太大也不好，容易带来麻烦。捐给谁？不给谁？曹德旺不断捐款的新闻传出去后，到福耀公司来“化缘”的人开始增多。而奇怪的是，作为世界第三、中国第一的玻璃企业，你进入这个企业并不困难——门口几乎没有保安拦截。同时，在工厂对面的员工食堂中，每天在“贵8”包间，很容易找到正在吃饭的曹老板。

福耀集团宣传部的负责人讲述了一件真实的故事。她说，一次，一个家境不太好的女孩得了肾病，需要手术，向曹德旺求援。曹得知后，问医院需要多少钱？医院算了下，大概需要10万元，曹德旺给了10万元。还没有完，手术后，需要康复、疗养，还需要大概10万元，曹德旺又给了。

终于，女孩康复出院了。注意，还没有完。一天，女孩去医院找医生说，你再给我开个单子吧，说要治好、还需要10万元。这下，医生急了，把这事告诉了曹德旺。

曹德旺并没有怪罪这个女孩，只是不再给她钱而已。这样达观，可能是曹德旺参悟了佛教中提倡的，给予而无求的结果。而福耀很多得了重病的职工，都得到过曹德旺的帮助。

曹德旺帮助人之后，好像并不希望得到更多回报。在《小崔说事》的节目现场，受捐助的农民哭着说，曹总的2000块钱拿到后，她可以买米了。

曹德旺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人，看不到局高在上的怜悯和做作，只是静静地看着。

曹德旺自己表示，他和任何人交流都是平等的，包括官员、记者和乞丐。他教育自己的员工，不要瞧不起乞丐。

佛讲来生，就是多做善事的人将来会有善报。

心中有大善

曹德旺总结自己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让福耀多年来一直在稳中增长的秘诀时，他说，做事动机要端正。始终用“仁义礼智信”作为行事的标准，来经营企业和自己。同时，他强调国家不让干的事情，绝对不能干。

和圣人冯梦龙所说的“劝君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道理十分相似。

曹德旺还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爱读书的曹，可能读了邓小平文选。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曾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很多人不知道，邓小平还说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向他学习”。

有分析认为，曹德旺捐款行为是在号召企业家多做慈善，这样也有利于社会的二次分配。

曹德旺对自己的示范意义，并不否认，“我也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件事，但是一定要记住量力而行，我没有叫他们（企业家）一定要捐款。捐款的先决条件是不影响你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千万不要去借钱，或者自己没有能力还去做，我不认为这是好事”。

在曹德旺看来，捐款这只是“小善”而已，“大善”是“为正”。

“为正”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我把福耀集团打造成国际性的公司，把福耀品牌变成国际的品牌，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位。同时，我的公司的产业链解决了将近一万人的就业，这是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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