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他写了一本《痛并快乐着》，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读者反响甚好。谁不是痛并快乐着生活？谁不是一边受着伤，一边学坚强？

十年后，他又写了一本，名曰《幸福了吗？》。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这是白岩松新书里的一段话。

对于幸福，白岩松说：“我觉得每个时段都有每个时段的幸福。看你怎么把握了。人不可能追求一个极致的幸福，如果那样，你永远都在路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你喜爱生命中每个年龄段，而不是在一个点上回忆，把当下做好，把平淡活出滋味来，就很幸福。”

幸福？信仰？青春

2011年3月27日，白岩松在合肥与安徽大学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

在全场欢呼声中，白岩松跨上讲台。

“当我听到这样的掌声，我就在想，同学们是在欢迎什么呢？”没有寒暄，白岩松用他标志性的问句开场。

面对现场一次次如雷般的掌声，白岩松平静地说：“我也曾坐在你们这样的位置，所以我知道这掌声不是给我的，而是同学们在欢迎梦想中的自己。掌声越热烈，我就会越冷静。”

这是白岩松在第多少所大学做过的多少次演讲，他早就算不出来了，但是不管是在安大，还是在耶鲁，他都会给年轻人带来一种“精神的力量”。他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

“青年人是未来。你想想你的悼词是谁在写。是下一代的人在写。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世界，当你要离开的时候都要交给下一代人，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宿命跟背景，长者就应该给他们提供舞台去发展。去建设他们期待的世界。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巨大的优点，也会有年长人感到不满意的，这很正常。当你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想一想，难道你的上一辈就对你满意了吗？”

说这段话的时候，白岩松有些若有所思，他想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当下的年轻人，不是告诉他们必须怎么做，而是诉说一个个青春的故事，因为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即使这一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

和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艰难一样，白岩松也犯愁过。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想留在北京，为了能留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实习生的他，上班路途遥远，不能迟到，只能每天早晨五点坐公交车赶往单位，开始繁杂而琐碎的实习工作。

除了身体上的疲劳，还有那难以忍受的内心孤独，他还记得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白岩松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度过自己最后的1988。等待他的还有明天的烦恼。

即使这样，因为当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招收中文编辑，他最终没有“如愿以偿”留下，就在踌躇转移阵地，南下广东的时候，阴错阳差地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他心怀感激，也正是他一直坚守北京，才有了此后中央电视台的“邂逅”。

当现在的年轻人热炒“蚁族”的时候，在唐家岭演绎“生活悲哀”的时候，刚毕业的白岩松却在地下室里开心面对。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即使有了《东方时空》这样的兼职，他们还是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他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账，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不能少交的。”王志回忆说，他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因为是半地下室，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几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散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然后踩着夜色回到地下室这个热闹的家。

白岩松说那时候一共搬过8次家，直到2000年，他才有了自己的房子，真正的家。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不算是苦难，甚至回忆起来还多少有点留恋的味道。这之中，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时常困扰着流浪的人们。比如说，心中永远的漂泊感、变换了生活环境以后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因此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对于分房子的渴望，没有借资料的资格，甚至还有某些正式职工的白眼，出去采访时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切都曾经在局部的时间里刺痛过流浪的心，但很快就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还年轻。

“做新闻，就是靠努力寻找一点点卑微的成就感”

“十七年了，你生活的主题就是新闻，有厌倦吗？”

“经常有，如果从入广院的那一天算起，新闻在我生活中已经开始26年，做电视也即将18年，众所周知做记者在中国很不挣钱，在全世界都是不挣钱的。那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那点小小的成就感……”

也就是这一点小小的成就感，让白岩松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1993年，中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个早间新闻栏目《东方时空》，那是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做编辑的第4年，在崔永元的推荐下，他在这个新栏目里兼职做策划。

几个月后，制片人见他反应迅速、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就让他做主持人。第一次出镜时，栏目组要白岩松自己找衣服。那时的他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还是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套高级西装，而这套不太合身的衣服也成就了他最终的“荧屏首秀”。　

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白岩松也认为自己胆子挺大的：“跨度挺大的，因为主持人对台词的要求很高，这是成为主持人的基本条件，幸运的是不管是报社还是这里，大家都是做新闻，在报社是用文字，在这里是用语言。《东方时空》又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主持人需要质朴，所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即使要求不高，毕竟不是学播音出身，主持节目时经常发音不准，读错字。当时，台里有规定，主持人、播音员念错一个字罚50元。有一个月，白岩松不仅被罚光了工资，而且还倒欠栏目组几十块钱。那时，他的身份还是“借调”，倘若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就要被退回去，这是好强的白岩松所无法接受的。那段时间，白岩松的神经就像拉得满满的弓，常常睡不着觉。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适应台里和观众的要求，白岩松总是从字典里把一些生僻的字和多音字挑出来，注上拼音，反复朗读；有时在嘴里含一颗石头，练习绕口令……　

正是因为总是和自己“较真”，白岩松变得越来越像主持人了。

这个节目就像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也正是这个节目，让白岩松“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拿到了主持界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澳门回归、27届奥运会，神舟飞船发射报道……他永远冲在最前线，哪有白岩松，哪就有新闻。

白岩松总是时刻准备着，1999年，他刚换上球衣奔向球场，足球都没有踢到，呼机响了，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他以比球场上还快的速度跑向单位；2008年，他刚刚结束在日本20多天的行程，准备第二天早上飞云南放松一下，在机场的时候，汶川地震，他立马改道，直抵汶川……这样的情景究竟有多少，他早就无从记起，只记得有朋友开玩笑说，“看见你这张脸绷着，感觉就要出事！”

“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感觉是在‘疲于奔命’，所以对于那些不喜欢四平八稳生活的人，新闻是最好的归宿，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已经能用更平静的心去面对每一种变化，同时也留了更多时间面对自己，心静了，外面的乱就不是问题。”白岩松说，“新闻里安放着理想。就像我做《新闻1＋1》，每天都在继续，每天感到自己推动着这个时代进步一点点，回家的路上就很踏实。这十几年所有的重大的新闻直播都是我做的，总在风口浪尖，里面所有的阻碍、压力、麻烦，无法说给外人听。17年了，走了这么久，就是靠努力去寻找一点点卑微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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