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交管局近期将出台一项新举措：酒后驾驶“同车”、“同桌”将要接受处罚。查获酒驾的在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的同时，一律对“同车”人员进行现场教育;查获醉驾的一律将“同车”、“同桌”人员送“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1小时深度教育。据悉，这是武汉市交管部门首次进行的尝试。(7月13日《武汉晚报》)

武汉交管新规的初衷不难理解，对酒驾“同车”、“同桌”处罚，主要是要求对驾驶行为相互约束，不坐酒驾者的车、不跟驾车的人一起喝酒，从维护驾驶安全的目的出发，的确不乏善意，而且作为驾车人的亲朋好友来说，也有相互提醒的义务。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此举有违法越权的嫌疑。

首先，这些做法于法无据。酒驾人的同车以及一起喝酒的同桌，并不是交通违法的行为人，特别是非同车的同桌与实施违法行为没有关系，目前没有任何法规规定此类情形可以作为执法的对象。其次，这是类似株连的做法，损害了他人的权益。即便是“同车”明知驾驶者酒驾还坐其车辆，也只能从安全风险的角度加以教育，而不宜以酒驾相关行为论处。至于醉驾的“同桌”，特别是不在被抓时的车上，送“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深度教育，这是一种强制措施，如果被强制的对象不是具体违法人，这种强制就是对人身权利的侵害。而公权的伦理是法无据则不可行。

或许有人认为喝酒同桌担责有法律规定，如喝酒致死同桌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属于民法的侵权责任范畴，带有私权相互救济的特性。交通执法不能照搬借鉴。《立法法》规定，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授权，任何部门都不能自定这些权力。

此外，“同车”、“同桌”同罚难有操作性，特别是醉驾的同桌，如果不在车上还得兴师动众去“捉拿”，而醉驾者也未必会出卖“同桌”，并且“同桌”也有充分的理由表示他与醉驾者无关，如此，执法的阻力大、成本高，并非善策。

酒驾“同车”、“同桌”处罚当慎行。治理酒驾是长期的斗争，与法同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持久不懈的严格执法，才能保证惩治酒驾的威慑力。治理酒驾发挥好教育功能，的确是事半功倍之举，但方法创新不能越过权力的边界，更不能绑架公民的权利，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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