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草案新增了对人民警察可使用武器的情形，以及限制使用武器的规定，这是一大进步。但具体的范围，还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以确保找到最佳的“度”。

颁行于21年前的人民警察法正在“大修”，由于涉及警察权的扩张或限制，公共舆论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舆论场上讨论最激烈的焦点。

“大修”的消息出自公安部官网，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已在该网站全文公开，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草案稿从原有的52条增加至109条，增幅超一倍，谓之“大修”，毫不夸张。

人民警察法是在1995年2月28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的。21年过去，中国的法治生态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警察权有必要因时而变。但是，扩张要有扩张的逻辑，限制要有限制的理由。立法的天平最终停摆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何种位置，有赖于利益各方的充分表达、充分论证与充分博弈。

无论哪部法律的“大修”，首先亟须的，都应有一个中立的、不偏不倚的博弈平台。

涉及警察权范围的人民警察法“大修”，理当欢迎公安部门的深度参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曾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其中“科学立法”排在首位。要确保立法的科学，公开立法、充分博弈是应有的程序要件。

此次大修草案中，以对警察使用武器进行严格规范为例，授权警察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制度支持是必要的。警察权是一种国家强制权，使用武器是强制力的重要内容。但武器使用在警务实践中又日益呈现出它的复杂性，一些警察滥用武器的个案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加剧了公众对警察开枪权的担忧。规范警察使用武器，对警察来说，既是支持，又是约束，保障警察合法使用武器，防止警察违法滥用武器。

中国是个成文法国家，要通过一部法律关照到差异悬殊的不同地区的情况，在表述上颇有困难。过往，“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大行其道，其目的就是要保证通过释法，可以留有“灵活性”处理的空间。但在一个自媒体时代，警察执法完全处在聚光灯下，“灵活性”常常带来争议。一线警察和社会公众一样，盼望法律能够具体而明确。可操作性强，也成为衡量立法是否科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草案新增了对人民警察可使用武器的情形，以及限制使用武器的规定，这是一大进步。但具体的范围，还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以确保找到最佳的“度”。

警察被称为“看得见的政府”，在所有的公共权力中，警察权与公民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引发警惕和不信任。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是规范警察权并防止警察权滥用的重要一步。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立法机关主导的草案意见征求将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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