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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考验发展良心

2015-07-16 09:38 来源:半月谈网综合 编辑:原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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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逐渐从资源的供给方变成一种附属品,留守儿童的产生正是这种“附属品”地位的生动注脚。在原有的城乡关系难以维系之下,是时候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譬如让“城市反哺农村”体现得更充分。在这种反哺中,首先应该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留守儿童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宏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背景下,这样的“起而行之”看似复杂,但归根结底考验的不过是“发展的良心”,也即“人”的发展是否位于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

6月14日,河南邓州市一名12岁女童为救落水的弟弟溺水身亡。这对姐弟是“留守儿童”。留守女童溺亡事件背后,凸显的是“留守儿童”群体因溺水、交通事故、中毒等意外伤害而亡故的事件日益增多的现实。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7月15日《新京报》)

网言网语:

@王聃:我们可能还是在低估留守儿童的境遇。以前,我们习惯性谈起的,是这个群体的孤独,但事实上,和留守儿童相随的,不仅有孤独,还有危险。

@高亚洲:这是一个留守现象下的次生灾害。

@杜双:以前觉得,留守儿童顾名思义是留守在农村地区,但忘记了他们自己也会走出去。

@龙敏飞:从留守到流浪再到犯罪只有一步之遥,预防这种现象的扩大化,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何做呢?

@王捷:留守儿童流落街头,成为问题少年,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问题,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治理命题,不可小觑。

@何勇:在“离土不离乡”未实现之前,留守儿童必然存在,避免其沦为流浪儿童的办法其实很有限,只能是政府一对一帮扶留守儿童,让每位留守儿童都有一个“家”,尽可能感受温暖。

@李建明: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农村的事,更不是农民工的家庭“私事”,是全社会的事。因此,我们应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留守儿童的舆论氛围,并充分发挥政府及各社会组织的作用。

@虬隐于渊:不能只让农村孩子的父母进城,为城市的繁荣付出一切,包括亲情。也应该换位思考:城市,你为农民工做了什么?只受益而不付出是不对的。

@夏熊飞:留守儿童众多,仅靠政府救济显然杯水车薪,让留守儿童不留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就需要为外出务工人员创造子女随同的条件,如提供更廉价的住房,更便捷的入学条件等。这项投入所产生的费用,可以由父母务工地与儿童户籍所在地的政府共同承担,如此既留住了务工人员,也解决了儿童留守的问题。

媒体建言:

留守儿童不只是一组“数字”

暑期来临,留守儿童监护管理面临更大的困难。6月14日,河南邓州市一名12岁女童为救落水弟弟溺水身亡,姐弟两人都是留守儿童。近日媒体梳理了一组与留守儿童有关的数字,让人心情无比沉重:我国目前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在全国儿童中占比21.88%,在全国农村儿童中占比37.7%;全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49.2%的留守儿童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没有父母的监护和陪伴,很多留守儿童无力抵御来自外界的凶险,溺水、交通事故、被性侵等意外伤害和人身伤害,给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身心成长蒙上阴影。如何采取有效的应对和防范措施,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安全状况,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切,但解决问题还缺少系统的改革举措和有力的政策安排。公益组织“上学路上”上月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全国15.1%的留守儿童几乎全年见不到父母,4.3%的留守儿童全年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这么多留守儿童全年见不到父母,甚至全年听不到父母的一声问候,这固然有父母工作忙或难以承受相关费用的客观原因,同时肯定也有一些父母主观上对孩子重视和关心不够的原因。应该说,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对留守在家的孩子是如此态度,本身也是“大环境”对留守儿童保障和关怀不力的一个缩影。

从根本上说,要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取消”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这在逻辑和实践上有两个办法,一是农村和相对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得到大幅改善,孩子的父母在家乡能实现就业创业,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二是城市充分善待进城务工人员,为他们提供不失基本水准的公共服务与保障,包括为他们的随迁子女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务,使外出务工者可以带着孩子在城市生活,让孩子无需长期在家留守。

这两个办法都是着眼于“治本”的长久之计,不可能朝夕之间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在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原因暂时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必须加大“治标”的力度,通过切实做好“治标”工作,为“治本”赢得必要的时间,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农村和相对落后地区而言,政府要全面掌握留守儿童的数量、分布、动态等基本状况,建立保障和关怀留守儿童的工作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稳定持续、监督有力、严格问责的政策措施,并鼓励、支持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工作,坚决杜绝留守儿童无人监护、“自生自灭”的现象,最大限度防止留守儿童遭遇各种意外伤害和人身伤害。

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劳动力流入地,在吸纳并受惠于进城务工人员付出的劳动的同时,应当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权益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把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城市在这方面本来就做得不好,现在一些城市更是走上“回头路”,不断抬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升学的门槛,把一些已经或准备在城市就读的流动儿童“赶”回原籍,“逼”成留守儿童。这些做法恶化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生存环境,成为诱发和加重留守儿童问题的重大隐患,与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留守儿童不只是一组枯燥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和身心成长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将是整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永远的痛。如何让儿童不再“留守”,让骨肉不再分离,让城市化进程具有人道的高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北京青年报 潘洪其)

如何才能扼制“留守”问题多发之势

性侵、校车事故、高犯罪率、意外伤害多发甚至自杀……这些近年来密集聚焦在留守儿童群体身上的问题,每一次发生,都能引发社会的广泛光关注。但从整体的舆论曝光来看,由留守带来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的蔓延之势。

有观点指出,对留守儿童来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疏离。儿童被留守,本就是家庭与亲情的疏离。如果说受制于现实,这种疏离是一种迫不得已,那么,公共关照的亲近,不仅是一种必须,更是一种责任。在家庭护佑缺失之下,公共关注一旦发生疏离,只能将他们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伤害的境遇之中。

留守儿童现象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各方并非没有共识。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巨大鸿沟,社会保障和户籍政策的坚硬壁垒等等,这些宏观层面的归因,是对留守问题的准确把脉。但在实际解决层面,却往往受制于这种宏大话语的复杂性之中,呈现出“知易行难”的行动惰性。诚然,所谓城乡二元制度等要解决起来,确实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并非意味着对于留守儿童的公共关照,就无从着手,可因之推延甚至是“坐等”宏观问题的解决。

比如留守儿童的被性侵问题近年来愈发严重,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已成为性侵女童的多发地。这反映的依然是农村教育投入匮乏的现实。一方面指财政投入总量上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指投入方式上的粗放。相较此前,当下农村的空心化程度更为加剧,农村社会精英的流失,原有社会秩序的瓦解,都决定了原有大撒网式投入的效率将严重下降,不改变粗放式的投入和支持方式,效果将大打折扣。校车问题、留守儿童的高犯罪率等也都与此相关。而这考验的恰恰是公共关照对农村社会的持续关注的耐心和态度。

再比如意外伤害事件。特别是在寒暑期中,由于原有学校庇护进入空窗期,往往导致这个时段成为留守儿童伤害事件的高发期。要解决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的引入社会组织,甚至是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假期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相信将大大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事实上,引入社会组织来参与留守问题的解决,将成为未来一个必然的选择,关键是能不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及早启动。

统计显示,当前留守儿童的数量已超过六千万。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地域分布上看,他们都是构成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跟随父母一起流动的“流动儿童”。因此,呵护好他们,就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一种保存,并不比解决其他问题的迫切性弱。

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逐渐从资源的供给方变成一种附属品,留守儿童的产生正是这种“附属品”地位的生动注脚。在原有的城乡关系难以维系之下,是时候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譬如让“城市反哺农村”体现得更充分。在这种反哺中,首先应该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留守儿童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宏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背景下,这样的“起而行之”看似复杂,但归根结底考验的不过是“发展的良心”,也即“人”的发展是否位于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直面这样的价值追问,在留守问题的解决上,自然会少一点无力感和“无处着手”的尴尬。(新华每日电讯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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